【武力】中国经济呈现新面貌的关键一招

中国经济呈现新面貌的关键一招

——“回顾改革开放历程，谱写新时代华章”笔谈

　　编者按：45年前，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4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坚持守正创新，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今天，我们踏上了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要求我们必须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为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45年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本刊特约请专家学者撰文，以期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历史滋养。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改革开放，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改革开放至今已经走过45年的光辉历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正当其时。45年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二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前者成果颇丰，本文试图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视角，说明为什么要改革开放、怎样改革开放，以及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经验。 

一、改革开放的经济背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功实现了从传统、落后的农业大国向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的转型，迈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中国这样一个有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还拥有如此众多的人口，用如此短的时间，实现了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在全世界都是空前的。这段历史虽然时间不长，但气势恢宏、变迁急剧、影响深远，我们需要以更宏观、更长远的大历史观来观察认识。 

　　要知道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就要了解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历史时期”，首先要清楚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和经济体制变迁的原因，也就是为什么要建立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开启了发展进步的新纪元，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终于可以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但在经济方面，当时的中国依旧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比重非常低的现代工业也主要是纺织、火柴、制糖等轻工业，重工业则是当时经济发展的瓶颈。 

　　近代以来，饱受欺凌的中国对工业实力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有着异常深刻的认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直接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统一。抗美援朝战争中中美双方的军事装备和后勤保障差距，更是让中共中央将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的建设摆在突出位置。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需要大量资金。当时中国还是一个经济落后、温饱问题尚未解决的农业国，195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1亿元，人均119元，按照当年的汇率仅为52.6美元；全国财政收入为173.94亿元，国家外汇储备1.08亿美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8.6亿元，人均1.5元，基本上可以说处于人均收入水平极低的状态。因此，怎样突破这种“贫困陷阱”并保障国家安全，就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最重要、最突出的问题。 

　　此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对中国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给予了大规模技术援助，给新中国经济发展带来难得的机遇，成为我们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重要原因之一。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第一个优势，是能够保证低收入下实现资本高积累和社会稳定，亦即在经济落后、几乎没有生产剩余的情况下，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依旧能够达到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同时又能够通过平均分配基本生活消费品来保证社会稳定。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可以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保证充分就业和人民温饱，不会产生社会动荡。第二个优势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即通过高度集中体制和采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把分散、有限的资金集中到中央政府手中，进行最急需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如果没有单一公有制保障高积累和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建立起投资规模大、相对完整的独立工业体系和强大的国防工业。但是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也具有弊病和历史局限性。从直接经济效益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脱离了中国还是一个人口多、经济落后、发展非常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国情，因此预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高效率、优越性并没有实现。 

　　从微观经济看，单一公有制为了保证高积累下的社会稳定，将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固定在不可退出的“政社合一”区域性经济组织中，实行“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中管理；在城市，企业实行“低工资多就业”和企业不破产、职工不辞退政策，企业之间缺乏竞争机制，职工之间缺乏自由流动机制；加上实行低收入下的平均分配，不仅束缚了农民的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束缚了城市企业和职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从宏观经济看，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在农业“靠天吃饭”和生产社会化程度很低的情况下，基本上做不到计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计划赶不上变化”成为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改革开放前制定的5个五年计划中，只有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正式通过的，其余4个五年计划都没有形成正式计划，主要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管理经济，结果出现“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周期性循环。而第一个五年计划之所以能够正式形成并且实施效果较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五年计划虽然从1953年开始实施，但不断修改调整，到1955年8月才经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时间上已经滞后两年半，正式计划比较符合实际；二是“一五计划”的5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且基层计划管理机构尚未健全，因此前四年是指令性计划与指导性计划并存，指令性计划主要集中于基础建设和国营企业，计划管理的弹性和调整空间较大。 

　　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文革”十年，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不多，人均收入和消费水平整体上还处于贫困状态。1957—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78年末我国农村贫困人口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因此，当中国拥有了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生产能力，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之后，经济发展阶段、条件和任务都发生了变化，这种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势必及时转型，但可惜被“文革”爆发打断了；70年代中期邓小平实行“整顿”，又被“四人帮”的破坏打断了。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已经基本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现代国防工业，国家安全问题基本解决，而且国际环境也发生了有利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变化，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此时最突出的问题，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有所扩大；二是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长期没有提高，解决温饱和城市青年就业成为第一要务，因此计划经济和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弊病也更加突出。因此，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作用和对外开放，就成为党和人民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加快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正是顺应了新中国经济发展这一新的客观要求。 

二、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历史，是对前29年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机制的全面改革和不断完善的历史；也是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历史。 

　　中国45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从经济发展和体制变迁视角看，具有比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改革的紧迫任务是尽快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重心是突破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这个阶段是以农村改革和引进外资、设立经济特区为突破口，通过诱致性变迁和“摸着石头过河”推进改革开放。在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改革方面，突破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引入市场机制和外资，制定了“三步走”战略，实行“放权让利”，建立经济特区和开放沿海城市，中国经济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得到很大改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1980年5月，他说：“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随着城乡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成效逐渐显现，各个阶层都成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从局部走向全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形成了完整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个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1992年党的十四大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召开，在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明确了经济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重心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国有企业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实施了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首次出现买方市场后，中国经济发展运行开始由过去的供给约束型转变为需求约束型，我们及时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加大国企改革力度和扩大内需的同时，中国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经过艰苦谈判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同期出现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国有企业整体性亏损，推动了国有企业的改革攻坚和“抓大放小”。这一阶段，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始突显，例如东部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影响扩大内需，也影响边疆稳定。因此中共中央在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后，又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振兴战略。 

　　20世纪末中国人均收入提前实现小康社会目标后，中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也升级为提高住、行、教育、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终于在1999年从长时间的试点转为全面展开，房地产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与此同时，以铁路、公路、城市基本建设为主拉动投资，以房地产业和汽车为主拉动消费，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拉动外贸，“三驾马车”共同发力，推动中国经济实现10年的高速增长。在此期间，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唯GDP增长、生态环境恶化和社会矛盾突出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推动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乡融合发展、加强社会保障等政策，成功应对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国民经济实现了平稳快速增长。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的战略目标也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变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三期叠加”的经济形势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经济改革加强了顶层设计和统筹全局，确立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经过十年努力奋斗，我们紧紧抓住国民经济由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关键，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同时，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倡导和积极推进合作共赢的“一带一路”建设，建设自贸区和海南自贸港，从而确保了2020年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顺利实现，中国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党的二十大进一步规划和明确了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目标，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踏上构建新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 

三、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实践、勇于创新，将基层探索与顶层设计相结合，将“摸着石头过河”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相统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经过40多年年均9%的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22年的121万亿元；中国人民已经彻底告别了贫困，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不到200美元，提高到2022年的12000美元，接近世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中国城市化率已经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9%提高到2022年的64.7%，中国已经由一个传统乡村居民为主的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为主的社会；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第一货物贸易大国、第一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引外资的数量。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年以来稳居世界第二，2017年中国经济总量即已超过排在第三至五位国家经济总量之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以及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旧的规则已不能适应新的形势，作为快速成长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中国的对外开放承担起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实现公平和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最近十年来，中国每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接近三分之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小到大的历史性巨变，中国首倡和积极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在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人均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依靠和平发展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受到世界的瞩目和赞叹。 

　　毫无疑问，上述成就应归功于改革开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程，每一次重大改革都给党和国家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给事业前进增添强大动力，党和人民事业就是在不断深化改革中波浪式向前推进的，就是在改革从试点向推广拓展、从局部向全局推进中不断发展的。没有改革开放，我们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 

　　改革开放45年里，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性质、目的和检验标准，对于领导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来说，始终是明确的，并且随着时代变化和实践深入，认识不断深化。 

　　第一，改革开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是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面积广袤、人口规模巨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核心是不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的全面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形象地说是‘众星捧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如果中国出现了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局面，不仅我们确定的目标不能实现，而且必定会产生灾难性后果。” 

　　第二，经济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机制的自我完善，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1992年初，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认识上出现迷茫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即明确提出检验改革开放成效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此后，“三个有利于”就成为检验改革开放各项政策的根本标准。为了继续推进和全面深化改革，避免放缓甚至停止改革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全面深化改革，不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要使它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 

　　第三，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不是照搬和模仿其他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和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党的二十大明确将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将共同富裕列入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内涵，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上、理论上的伟大创新。 

　　第四，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的。45年来，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开放，两者相互作用，才成就了今天的经济奇迹。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指出：“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讲话中指出的，“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 

四、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中国45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创造了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创新型伟大事业，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扬中国共产党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优秀传统，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关系。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鼓励理论和实践大胆探索创新，反对满足现状和停滞不前，上下齐心协力，共同探索，及时总结经验，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前进，形成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规律的一系列党的创新理论。 

　　第二，坚持改革开放必须同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处理好坚持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阻碍发展生产力和增进人民福祉的体制机制坚决改；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适应中国国情的体制机制，坚决不改，甚至要有所加强。中国的改革开放，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机制的道路前进。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同时，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和自我革命，保证和加强党对改革开放的全面领导，处理好加强党的建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依法治国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关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不断提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政府与市场有如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改革开放45年来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比较好地发挥了政府与市场两个作用，既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很好发挥了政府的调控和导向作用。如何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处理好了二者的关系，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此外，还需要统筹兼顾，处理好城市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前提下，处理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关系，处理好“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分阶段、有步骤地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发展成果共享。 

　　第四，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大大推进了以工业化、城市化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建设，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极大提高，正在向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迈进。45年来，我们在高度重视社会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始终重视与其相匹配、相适应的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处理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关系。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第五，兼顾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急剧的社会变革，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国际化、信息化快速推进，加之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多民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改革与发展、稳定的关系错综复杂，工作方法和步骤必须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既不能“以不变应万变”、胶柱鼓瑟，也不能实行“大水漫灌”或“一刀切”。例如，中国政府层级多，必须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实现“统而不死、放而不乱”，确保全国一盘棋；又如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各有所长，缺一不可，要做到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共同发展。因此，改革开放必须统筹兼顾各个方面，稳步前进，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城市与乡村、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对外开放与国家经济安全等一系列关系，其核心在于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六，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中国是人均资源匮乏的大国，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好扩大开放和保证国家安全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共赢。中国不仅要引进吸收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经验，而且要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庞大的产业产能开拓发展空间，不仅要善于“引进来”，还要善于“走出去”，为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人民币国际化创造条件。 

五、面向未来的改革开放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五大特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从全球视野看，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和发展，被认为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发展的必经阶段。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核心是生产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必然带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深刻变革。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是人口最多的现代化，还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具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同时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性和艰巨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探索性事业，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大胆探索，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事业发展，决不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 

　　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伟大征程中，就经济方面来讲，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是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两个最大难题。前者体现了生产力的高效率发展，后者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二者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就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来说，中国还有许多艰难险阻，还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在当前和未来一个长时期内面临着六大矛盾：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资本沉没、劳动力转型的矛盾；二是消化地方政府债务、消除房地产泡沫与地方财政收入下降、防范金融风险和社会动荡的矛盾；三是市场机制的马太效应导致贫富分化与党和政府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矛盾；四是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与农业作为弱质产业、私人资本和人力不愿投入的矛盾；五是扩大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与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的矛盾；六是发展硬道理与精神文明建设协调推进的矛盾。 

　　为破解这些矛盾，扫除未来发展的阻碍，必须汲取45年来的改革开放经验，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对外开放。 

　　第一，经济发展仍然是“硬道理”。实现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建立起安全可靠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保障。但是，高质量发展和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面临着经济增速下滑、部分资本沉没和就业转型的压力。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史上，产业结构升级往往依靠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实现。但是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老路，这就增加了产业结构升级的难度。因此，贯彻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就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统筹兼顾、全面发展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始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虽然这十年在协调区域经济和城乡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由于长期存在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差异，以及城市化、大城市化等原因，加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除了民营资本和外资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城市外，还始终存在着劳动力尤其是优质劳动力由西部和边疆地区向沿海和发达城市流动的趋势，要消除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经济体制机制改革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45年来，虽然我们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取得理论与实践的巨大进展，但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性难题，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如何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地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需要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深化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关键在党、关键在政府，党需要自我革命、政府需要与时俱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改革永远在路上，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例如，从建立和完善新型举国体制的要求来看，我们的科技创新体制和教育领域的改革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四，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收入差距过大、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始终没有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矛盾不断积累的内在原因，并且这个矛盾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中国在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和推动社会建设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但同时要注意防范市场机制带来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分化和收入差距扩大等难题，要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过程中持续加强理论和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新时代新征程走稳共同富裕之路，要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不断夯实共同富裕基础。 

　　第五，扩大开放和合作共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现行汇率计算，中国2021年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美国的75%以上。按照目前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经济总量一定会超过美国，而且这十年实行的高质量发展和规划的2035年目标，也显示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科技中正在由过去的“跟跑者”向“并跑者”和“领跑者”转变。中国自身的发展正在影响和改变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格局。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已经不断升级并将长期化，加上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发生的震荡和危机，都考验着中国能否有效应对这种挑战，要防止这些因素阻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第六，坚持统筹推进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仅是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区别于世界许多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方式的极大改变和对外开放，在文化发展繁荣的同时，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元化也随之显现。对一个社会来说，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是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没有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形成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就会使经济发展缺乏文化支撑、缺乏后劲。许多发达国家陷入社会动荡、意识形态混乱和社会阶层价值分裂的境地，进而影响经济稳定发展，留下了深刻教训。因此，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与世界各民族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此基础上弘扬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共同富裕理念、生态文明理念、和平发展理念，以及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企业文化、消费文化、创新文化、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是中国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保障。 

　　纵观45年的改革开放历史，几乎每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和体制变革都遇到过风险和挑战，但我们都能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切实举措从容应对，化解危机，展现出新的发展风貌。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着力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不断增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动力和活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我们坚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一定会继续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者武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历史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