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历史足迹 启迪来者奋斗——访新中国史史学家朱佳木教授

　　朱佳木（1946—），籍贯江苏南通，中共党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先后任胡乔木、陈云秘书，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陈云与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课程主讲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政协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对新中国史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一向高度重视，每当提及党史几乎总要同时提到国史，强调要“认真学习党史、国史，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不久前，他又为国史学会成立30周年发去贺信，向学会全体同志和全国广大国史研究工作者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并要求国史研究工作者要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创新宣传方式、加强教育引导，更好凝聚团结奋斗的精神力量。请您谈谈学习、研究新中国史有哪些重要意义。

　　朱佳木：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起码有以下几个意义。

　　第一，有助于人们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要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要研究蕴含其发展规律的历史。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仅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也基于包括新中国史在内的历史逻辑。因此，要树立“四个自信”，就要学习研究新中国史，从而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条道路带给了我们什么，为什么只有这条道路才能发展中国、壮大中国。

　　第二，有助于人们提高理论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都来源于社会实践，其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理论，归根结底来源于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实践。我们要对这些理论学懂弄通，做到真懂真信，除了要认真研读理论著作本身，还必须结合实践。其中有今天的实践，也有过去的实践，而过去的实践就是历史。所以，要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不能不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

　　第三，有助于人们不断汲取历史经验和智慧。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今天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有很多在历史上都遇到过。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可以使我们了解过去的人们是怎样对待和解决类似问题、克服类似困难的，以便总结成功的经验和不成功乃至失败的教训，从而为今天和今后解决、战胜这类问题和困难提供借鉴，以便少走弯路，多取捷径。

　　第四，有助于人们接续传承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新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战天斗地、披荆斩棘、乘风破浪、扬眉吐气的历史，其中涌现出无数舍身忘己、奋不顾身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形成了很多好传统好作风，比如艰苦朴素、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等等。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和好的传统作风，都包含在新中国的历史之中，我们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进，继承他们的好传统好作风，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也需要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

　　第五，有助于人们增强识别真伪、明辨是非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1月5日讲话中，曾引用过清代龚自珍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句名言，强调“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学习和研究新中国史，就不可能了解历史的真实、掌握分析历史的正确观点，遇到歪曲新中国史的历史虚无主义谣言和诡辩，就很容易因为缺乏历史知识和识别能力而上当受骗。因此，这一点也决定了我们需要学习、研究新中国史。

　　记者：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合在一起，要求全党和高校加强对这“四史”的学习宣传教育。请您为我们讲讲新中国史与中国现代史、当代史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学习研究了党史还要学习研究国史？

　　朱佳木：这里说的国史就是新中国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简称，也叫中国当代史、现代史，都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与自然界的历史。它是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代史的延伸，是正在进行并不断发展着的中国历史。

　　马克思主义语义下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一般是与社会形态的变化相关联的。正因为如此，自从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界就把1840年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称为中国古代史，把这之后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不过，当时为了突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把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为了中国由近代史进入现代史的标志。这种用两个标准划分中国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做法，在新中国尚未成立时矛盾尚不突出。但当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已经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成新民主主义社会或走向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时再以革命史性质的变化作为划分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依据，便与按照社会形态区分历史阶段的唯物史观之间的矛盾变得突出了。在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新中国史研究尚未提上日程的情况下，解决这个矛盾还不急迫。到了20世纪80年代，新中国史研究开始兴起，再把1919年作为中国现代史开端，无论学术上政治上都显得很不合适。不过，为避开对现代史的既有定义，人们又创造出“中国当代史”的概念，使上述矛盾被再次掩盖起来。但随着新中国史的不断发展和新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入，现代史原有定义的弊端日益显现。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正确做法应当是先统一中国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然后把“新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这些概念与“中国现代史”合并。合并后，可以称“新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当代史”“当代中国史”，也可以称“中国现代史”。历史分期是一项动态性工作，不会一劳永逸。随着时间的延续，原有现代史、当代史的上下限还会发生相应改变。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历经百年，新中国史至今也有70多年，党史在新中国史的部分，已占其全部历史的三分之二。这部分党史与新中国史在内容上难免会有很多重叠和交织，而且随着时间的延伸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多。既然如此，学习研究了党史，是否还有必要学习研究新中国史呢？回答应当是肯定的。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虽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重大决策对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会产生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党史成为国史的核心，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走向决定着国史走向，但是，党史和国史在研究与编撰的角度、范围、重点上都有很大不同，党史研究与国史研究也分属不同学科，前者属于政治学，后者属于历史学，二者谁也代替不了谁。所以，学习研究了党史，不等于就学习研究了国史，二者同等重要。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重视新中国史学习研究和宣传教育的论述精神，不断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事业的繁荣发展。

　　记者：给历史分期，从来是史学研究中重要的学术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分歧、争论较多的问题。从事新中国史研究尤其国史编撰工作，也免不了遇到分期问题。而要对新中国史分期，同样不能不先明确分期的依据和标准。您可否对这个问题，简要阐述一下自己的看法。

　　朱佳木：前面提到，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历史大阶段的划分是依据社会形态变化的；并且，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正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推动生产方式变化的唯物史观，将人类历史大体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为其低级阶段）等五大阶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学界，对于这个标准以及依据这一标准划分的人类历史五大阶段基本没有异议，但对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历史应当依据什么标准进行分期的问题分歧就比较多了。

　　史学史表明，对同一社会形态下的历史进行分期，研究者大多依据的是能够体现出历史阶段性特征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一点上，分歧也不大。分歧主要在于什么是阶段性特征，以及什么是能体现历史阶段性的标志性事件。这种分歧，与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和学养有关，也与进行分期的具体目的和观察问题的角度有关。而对于仍在发展变化中的当代史，人们在分期问题上的分歧，除了来自上述因素之外，还与进行分期所处的时间节点有关。就是说，给尚在发展变化中的当代史分期，既要受到研究者所持历史观等因素的影响，也要受到历史进程本身，以及研究者主观思想随着历史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影响。比如，人们在新中国史仅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时，对分期的主张，与这一历史超过了半个世纪甚至已经六七十年时的主张肯定是会有所不同的。

　　我从事新中国史研究以来，一直主张为了更大程度地体现国史的特点，最好把经济社会发展道路或目标模式的变化作为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并以此观察和判断能体现历史阶段性特征的标志性事件。对新中国史不同时期的各种划分主张，除了个别人以分期为幌子，企图表达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诉求之外，我认为绝大多数都是学术性的，而且都有一定道理。因此，各种意见都应当在学术范围内平等讨论，而不应当只把某种主张作为绝对正确，把其他主张斥为绝对错误。我在历史分期的问题上，无论某种意见多么接近真理，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随着历史的继续发展，比如说到新中国诞生100年、200年时，人们再来给国史分期、断限，肯定会和现在又有所不同。另外，某些专门史，如法制史、工业史、交通史、学术史、文学史、美术史等；某些地方史，如西藏史、海南史、港澳台史等，分期、断限完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划定，不必非要与国史分期保持一致不可。

　　记者：马克思主义肯定史学的阶级性，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社会进步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自觉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服务。您认为新中国史研究应当如何把握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朱佳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而在人类存在阶级的社会中，社会科学除语言学外，或多或少都具有阶级性。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史学家撰写的历史虽然应当符合历史的真实，但由于所处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因此对历史的认知不可能不受社会存在的影响，史学领域不可能不存在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新中国史研究的对象，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它与以往任何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历史都不相同，与当代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也不同。所以，新中国史研究具有的政治性格外强烈，新中国史研究领域内的政治斗争也特别复杂激烈。

　　另外，社会科学分为对策性研究和基础性研究，新中国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分支学科，与史学其他学科一样，都属于基础性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新中国史研究可以脱离现实，不为现实服务。历史研究从来都不是为历史而历史，中国自古就有用历史编纂为现实服务的优良传统，所谓“鉴往知来”，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司马光说自己编纂史书的目的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宋神宗为此索性把他的书命名为《资治通鉴》。用历史研究为现实提供借鉴，在古代和近代是这样，对于当代的新中国史尤其如此。

　　当代史是刚刚过去的现实，现实则是即将变成的当代史。因此，作为当代史的新中国史，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必然更加密切、更加直接。但新中国史研究对现实的服务，绝不是要它拿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对策，而是要通过对历史的研究，讲清历史的过程、解释历史的原因、总结历史的经验、找出历史的规律、预测历史的走势，从而为决策提供参考、为教育提供素材。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历史研究具有的资政育人的社会功能。除此之外，我认为对于新中国史研究来说，还有一个社会功能，即“护国”的功能。

　　前面提到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龚自珍“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的名言，说明要消灭一个国家，总要先歪曲丑化它的历史，历史站不住，这个国家就会不攻自灭了。这句至理名言，已被无数事实所验证。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霸占中国的台湾和东北三省，竭力推行奴化教育，把台湾和东北的历史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去。陈水扁之流上台后，为搞“台独”，也竭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把台湾史从中国史中分割出去，把没有台湾的中国史放入世界史课本。苏联之所以解体、苏联共产党之所以下台，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帝国主义势力及其代理人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联共产党历史，否定列宁、斯大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既然去人之史可以灭人之国，反过来说，卫己之史不是也可以护己之国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提出新中国史研究也有护国的功能。我们要用新中国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就要通过正确叙述和解释新中国史，对干部、群众进行唯物史观指导下的新中国史教育，普及正确的国史知识，揭露和批驳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新中国史的歪曲、污蔑，以此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和荣誉，增强干部、群众对新中国历史的自豪感，防止苏联共产党下台、苏联解体的悲剧在中国重演。

　　研究新中国史与研究其他历史一样，都要坚持实事求是、历史主义、阶级分析、整体观察等原则，都要掌握搜集和辨识史料、撰写和编纂史书等基本功，都要具备忠于历史事实、遵守学术规范、促进社会进步等品德。然而，由于新中国史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质对于党所领导的新中国史研究者来说，除了上述应当具备的基本品德外，理应更加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更加坚定地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更加主动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更加积极地抵制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