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舜粤】《甲申三百年祭》与1944年国共美三方互动政局

　　◇

　　基本信息

　　摘要：《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在国民党组织的一片围绕甲申史事的回击声中，出现了一篇《论赫尔的名言》，认为不能放任《甲申三百年祭》这类文章传播，却自诩中国比英美更加言论自由。但郭沫若却不正面回应甲申史事话题，而是向费正清致信揭露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的丑行。本文认为这是因为1944年中共与美国有了较为积极的互动，共同向国民党方面施压，要求落实宪政民主。国民党一方面不愿意美国与中共接触，一方面又不敢得罪美国，急于向美国辩白自己不是专制政权，因而登出《论赫尔的名言》这种经不起推敲的文章。郭沫若致信费正清等举主要是为了做对美统战工作，与国民党争夺关于“民主”的话语权，以配合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和国共谈判。

　　作者简介：章舜粤，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文章原刊：本文原刊于《郭沫若研究》2020年第1辑，赵笑洁、蔡震主编，李斌副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1月。感谢作者授权发布。

　　​

　　自1944年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以来，围绕其文本及影响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研究视角略显集中，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将《甲申三百年祭》视为带有强烈政治性的文本，并可以再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其放在国共两党政争的大背景下来讨论。另一种则主要强调它蕴含的“两个务必”精神和反腐倡廉思想，此种研究的数量最为庞大。另一类是将其视为史学文本，当中也可再细分为两种。一种是沿着《甲申三百年祭》提出的一些史实性和评价性问题，继续探讨诸如李自成死难地点、李岩其人其事、明末农民战争等相关问题，郭沫若本人在《甲申三百年祭》成文发表后也加入了这一讨论中。另一种则主要考察《甲申三百年祭》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文本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构发展的关系。除这两类最为常见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些研究回到历史现场，以郭沫若本人心路历程为中心，探讨《甲申三百年祭》塑造的李岩形象与他对独立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忧之关系，丰富了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

　　本文试图在以往主要聚焦于国共两党斗争的研究范式中加入新的视角，即美方在1944年时局中的作用，以此拓宽我们对《甲申三百年祭》文本及其影响的认识。

　　一、《甲申三百年祭》等的发表引发国民党当局两种反应

　　1944年3月19日至22日，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的长文《甲申三百年祭》，随即引起轰动。一般认为，此文是《新华日报》为落实毛泽东关于运用舆论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指示，当年1月15日由乔冠华约请史学名家翦伯赞等人，在郭沫若寓所中“传达、研究党中央的意图”，“决定采取开展甲申明亡三百周年纪念活动的办法，向顽固派进行反击”，而约请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同情了农民革命的领导者李自成”，指出“所谓‘流寇’，是以旱灾为近因而发生的”而“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先后起来了的” 。文章还转引史籍评价“十分‘汲汲’的‘要誉’专家”崇祯皇帝是“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表示他虽然屡次“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最爱下《罪己诏》”，实际上“也不过采取的另一种‘要誉’方式”。3月19日，《新华日报》还发表了宗顾的《三百年前》，回顾“野蛮部族的入侵，旧统治政权的崩溃，农民大众的起义”的甲申形势，讽喻明王朝身上集中体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质——王室的浮华，官僚的贪污昏庸，对外的懦怯无能，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指出“农民起义的力量虽在实际上帮助了偏安的南明政府对抗外族与汉奸，却得不到南明政府的信任”，讥讽国民党当局的贪腐无能、独裁统治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3月20日，《新华日报》发表《甲申事变——明末亡国的历史》，指称明政府“已完全失掉了人民对它的信心”，不仅未采纳联合农民起义军对抗清军，反而“所考虑的只是可否对满清讲和”，实际上是讥讽蒋介石当局暗中与日伪的接触。4月18日，《解放日报》在转载《甲申三百年祭》时加了编者按，指出郭沫若对李自成的评价是客观的，“无论如何，引起满清侵入的却不是李自成而是明朝的那些昏君、暴君、宦官、佞臣、不抵抗的将军，以及无耻地投降了民族敌人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之流”。

　　此外，1944年4月15日，《群众》杂志还刊登了柳亚子《纪念三百年前的甲申》、署名“商辛”（即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鲁西良的《明末的政治风气》和寓曙的《明末清初史学底时代意义》。柳文感慨“重瞳势盛亡何易，同室戈操事不支。倘也联吴能灭虏，中原依旧汉家旗”；翦文抨击明末政治与社会“一方面是贪污腐化，荒淫无耻；一方面是饥寒交迫，流离死亡”；鲁文指出“政治腐败到这样，政权焉有不崩溃的道理”；寓文则主要谈论学术思想史，认为“明末清初的史学研究，一方面为理学的反动，他方面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启蒙运动”。总体而言，比起《新华日报》上的文章，《群众》刊登的文章学术气味更浓，政治气味略淡一些，但流露出对现实政治的关切则也是十分明显的。

　　明清易代时期的历史叙事在近代中国政治上曾发挥着重要影响。早就清末时期，同盟会等革命党人就利用“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历史叙事进行反满革命宣传。与清末革命党在组织上思想上有着极深渊源的国民党，自然对这一套话语体系熟悉而敏感。就在甲申年前一年的1943年，蒋介石新主持出炉的《中国之命运》在追溯“国耻的由来”时还写道：“满清原是少数人口的宗族，为什么他能够征服中原呢？因为明朝末年，政治腐败，思想分歧，党派倾轧，流寇横行，加之宦官弄权，武将跋扈，于是内乱日盛，外患益急，所以三百年的明室，在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清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党派倾轧，流寇横行”和“内乱日盛，外患益急”等言语中，将中国共产党比为“流寇”，认为中共与日寇是亡国两大危源的意思表现得十分露骨。类似观点在民国时期并不鲜见，如《论建州与流贼相因亡明》等。因此，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和其他中共组织的“甲申”史论文章发表后，国民党当局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背后的政治意味，迅速组织文章进行回击。其中大部分文章围绕郭沫若构建的“甲申”叙事的本体和喻体，试图进行驳斥。

　　3月24日，也就是《甲申三百年祭》刚刚刊载完毕后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即发表陶希圣执笔的社论《纠正一种思想》。4月1日，《商务日报》发表社论《论赫尔的名言》。4月13日，《中央日报》再度出击，发表社论《论责任心》。三篇文章均攻击郭沫若及《甲申三百年祭》，认为他散布“失败主义”、“战败思想”。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的叛徒、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家”叶青又撰写了长文《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直接斥责郭沫若“特利用明亡底历史事实来做材料， 而妄想以明朝影射国民政府。这篇文章对于共产党底宣传十分相合。共产党要反对政府，这篇文章就尽量指责明朝……共产党要煽动人民变乱， 这篇文章就根本是以明末大乱为题材， 希望三百年前的甲申重演于今日的。”甚至露骨的称，“中国之亡于满清，咎不在明朝而在陕北的农民运动”。他还主编了《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的小册子，于8月出版。这本小册子除了收有他的文章外，还辑录了《战败主义与思古幽情》《“国将兴，听于人”——关于“甲申”的神话和鬼话》《甲申史料小辑》《甲申二贼传——李自成和张献忠》共六篇文章，并将上述三篇社论作为附录收入，从各个角度对郭沫若和中国共产党做了攻击。此外，国民党刊物《尖兵》《时代精神》等，也密集发表了《评郭沫若的李自成主义》《从樊崇张角到李自成》等文章。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政治空气十分紧张，许多人甚至担心郭沫若会惨遭不幸。阳翰笙在3月28日的日记中记到：“到处都有人同我谈起郭老的文章所引起的问题。有的人还说， 听说郭老已被扣， 我等也失掉了自由了! ”

　　但在国民党方面刊发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一篇文章显得颇为不同，那就是三篇社论之一的《商务日报》社论《论赫尔的名言》。其他的文章或构建国民党自己的甲申叙事，或批判所谓的“战败主义”或攻击郭沫若自比李岩，总而言之始终围绕甲申史事。唯有此篇文章从标题看起来与甲申史事无关，而是申论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的言论。但表面无关的背后，其实隐藏着除了国共双方之外影响甲申年中国局势的另一支力量，即美国方面。

　　文章说，“美国务卿，对于言论自由的颂赞，已成为世界共同的趋势”，他们自然表示赞同。但文章荒谬地提出享受言论自由应该要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认得这个时代。自由是不能让时代错误的人享受的。”所谓的“时代错误的人”，是指“不但自己的思想欠健全，并且还影响他人”，因此“对于这种人的思想，不能任其随便的传播”。文章即不点名地举郭沫若的例子称《甲申三百年祭》“散播战败思想，把不正确的毒素，渗进社会内层”，“这种文章是时代错误的结晶，放任这种文章在社会散播，对于整个社会，是一种极不道德的事情”。第二个所谓享受言论自由的前提是“一定要对国家有浓郁的感情”，“在宣传当中，对于国家的好处，就尽量宣传，对于国家的弱点，我极力不让外面知道”。文章明显地指责郭沫若等左翼文人和中国共产党，说“在我国今天，偏偏有一班人，专门拿暴露国家的弱点为能事，任何不能发表的消息，他们都设法走漏出去，在外埠发表。”“现在他们就藉与外人沟通，来把不利国家的消息传播。”文章不仅说不能“让他们享受战时的言论自由”，甚至威胁称“国家就应当用制裁的手段，加以制裁”。最为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文章最后得出的结论竟然是“我们中国的检政，毋宁较英美更为宽容”，并要求“大家公开策励自己，反省自己，是否违背上述享受言论自由的条件”！

　　这篇社论的观点十分荒诞，根本经不起推敲，但它在一众批郭文章中却显得颇为独特。尽管它也称《甲申三百年祭》散播战败思想，但文章的主旨显然脱离了甲申史事，而着眼于言论自由方面。当然，其他文章中也不是完全不涉及这一问题。例如叶青的文章也提到，“你有言论自由，他人也有言论自由。自由并不能保障你底文章不受批评”，但这并不是叶青文章的重点。

　　面对国民党方面铺天盖地而来的攻击乃至谩骂，郭沫若暂时没作公开的正面回应。3月26日，阳翰笙到郭宅，谈起《中央日报》社论的攻击后，郭沫若表示“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只好置之不理！”4月2日，阳翰笙又告知郭沫若各界友人对此事的反应，并表示“沉默就是最好的答复”。郭沫若表示同意，认为“即使要答复，也没有地方登载得出来”。

　　不过，郭沫若虽然认为“沉默就是最好的答复”，并且也暂时未正面回应国民党方面的攻击。不过就在这个月，他却向美国人费正清写信提及此事。耐人寻味的是，郭沫若未针对国民党关于甲申史事、“失败主义”、“战败思想”等主题进行辩白，而是同《商务日报》一样将重点放在了言论自由至上。郭沫若在信中说：我们的官方最近答复贵国的舆论时，说我们中国最民主，言论比任何国家还要自由，这是多么有趣的事呀。我所写的本是研究性质的史学上的文字，而且是经过检查通过了的，然而竟成了那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言论自由真真是世界上所没有的啊。”对所谓“言论比任何国家还要自由”的讥讽，显然针对的是《论赫尔的名言》中“毋宁较英美更为宽容”等谬论。信件还强调，“我们中国应该改革的事情尤其是多到无以复加，政治的民主化与产业的现代化必须同时进行”，“有好些人的法西斯式的头脑，要肃清起来”。最后，信件还向美国人费正清提出，“我们还须得不断地努力斗争，而且也需要国际的友人帮助。中国如果近代化了，民主化了，中国人对于世界文化必然能有一番新的贡献的。”

　　不难看出，国民党方面围绕甲申叙事对郭沫若展开攻击，郭沫若却甩开这一本是由他本人开启的主题，而是针对《论赫尔的名言》的主题——言论自由与民主——展开他的回应的。更可堪玩味的是，此信于1944年7月5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又收入1947年12月出版的《沸羹集》中，可以说是1949年以前郭沫若对《甲申三百年祭》风波所公开作的唯一回应。那么，为什么在众多对郭沫若的攻击中，会出现一篇以美国国务卿赫尔有关言论自由言论的社论呢？郭沫若又为何不直接在甲申史事这一“战场”与国民党方面对垒，而是选择言论自由作为回击的切入点呢？并且，郭沫若为什么又选择以向美国人费正清致信的方式作出回应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将其放回1944年国共美三方密切互动的时代背景中去理解。

　　二、《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的时局与国共美三方关系

　　自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美关系有一个变化的历程。而《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正值美国政府对蒋介石政权有所不满而施加压力，甚至因为作战计划、指挥权等问题爆发激烈的冲突，更因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方面一溃千里而对蒋介石政权产生强烈质疑。而中共方面则借此促进国共团结抗战，并加强对英美等国的宣传，高举民主与自由的大旗，联合民主力量，积极推动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与国民党方面进行有策略的斗争。这便是1944年的大局势，也是我们理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背景。

　　抗战刚刚爆发之际，国民政府的外交重点在欧洲列强和苏联，美国只是“顺便被当作一个次要的国家一并处理”。但随着局势的发展，美国的角色逐渐重要起来。1940年，美国逐步实施了对日禁运，加大援华力度。到1941年，“美国在中国外交视野中已经占据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蒋介石希望能从美国手中得到更多的援助。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1月1日，由中国与英、美、苏四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家对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结成反法西斯同盟，从此开始并肩作战。到1943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然发生转折，苏联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击败德国后，转入反攻；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上也采取攻势，逐岛压缩日军势力范围。但与之相反，中国战场的局势则显得并不乐观。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飞临开罗，与丘吉尔和罗斯福会晤，商讨对日作战等事宜。蒋介石除希望获得美国更多经济和军事援助之外，还希望美国能助其在战后向英、苏争取利益。为达此目的，时任最高智囊团军事参事室主任的王世杰建议“最好先将我方主张专向美总统非正式提出商洽，一则可借以对美表示信任；二则我方主张如能预得美方支援，正式提出时较易通过”。。在这一情形下，美方显然是国民政府外交方面的重中之重。

　　美方原本对蒋介石政权期待颇高。但随着双方交往不断深入，美国发现蒋介石政权独裁腐败，抗日消极而反共积极，再加上史迪威与蒋介石关系恶劣，美方与国民党方面冲突不断，罗斯福也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怀疑。1943年底罗斯福在开罗见过蒋介石后说：“蒋的军队现在根本没有打仗，即便白纸黑字的报告上写得煞有介事。他声辩自己的军队未经训练、没有装备，可以理解。但是这并不能解释他为何一直全力阻止史迪威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而且也不能解释他为何将成千上万的精锐部队集结在西北——放在红色中国的边界上。”罗斯福言语中对蒋介石的不满溢于言表。美国有着较为悠久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史，虽然资本主义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但比起蒋介石政权当时的独裁统治还是要进步得多。此时的美国也开始对国民党施加压力，罗斯福曾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宜从速实施宪政”，“国民党退为平民，与国内各党处同等地位，以解纠纷”。

　　不惟在国际上，蒋介石也开始耗尽在抗战初期树立起的抗战领袖威望，在国内进一步失去人心。生活在国统区的民主人士对国民党不断加强独裁统治极为不满。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国民党不得不有所让步，于1943年9月上旬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关于实施宪政总报告之决议案》。9月26日，国民参政会通过《设立宪政实施筹备会和经济建设期成会两机构案》。1944年元旦，宪政实施筹备会发布《为发动研讨宪草告全国人民书》，标志着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全面展开。

　　在这一局势下，中共适时调整了对国民党的策略，也加强了对英美的宣传，民主自由诉求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重要内容。1944年1月，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荣向毛泽东传达了国民党希望国共进行谈判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中共中央因此决定停止公开批判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4月1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在同国民党谈到宪政问题时，可以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我军，停止在大后方捉人、杀人，停止封锁我们，同时要求“宪政上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地方自治”。毛泽东指出，“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5月16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其中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机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此外，中共中央还提出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问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

　　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也在这一时期有了新的进展。一方面是“美国当时出现了一股思潮、一股势力，不信任国民党，要求直接与共产党合作”；另一方面是“美国正在考虑在华登陆”，希望在中国的所有军队都能投入到对日作战中。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希望能够得到美方更多的支持，除了军事援助外，美方政治上的支持也有利于压制国民党方面的反共行径。早在1942年5月下旬，周恩来在会见随美国军事代表团来渝的埃德加·斯诺时就表示“希望美国军事代表团和美国记者去延安参观”，并委托斯诺将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作战业绩的有关资料带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特使居里。而当时间进入1944年，这一设想实现的时机成熟了。

　　1944年1月15日，史迪威的政治顾问戴维斯代罗斯福草拟了一份电镐，向蒋介石提出要派美军观察组去陕西和山西北部即中共所在区域。这一电报于2月9日正式以罗斯福名义发至重庆。3月初，毛泽东即收到了这一情报。差不多同一时间，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还传来了蒋介石出人意料地批准中外记者到陕北访问的情报。这一时间节点正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几日。

　　对此，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在1944年4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提出“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6月9日抵达延安，6月12日毛泽东在会见他们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政策始终不变，一个是“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另一个是“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并犀利地指出，“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毛泽东还在回答记者问题时着重强调中国缺乏民主制度，这非常不利于抗战：“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恨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6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撰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希望国民党方面修正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指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7月14日，毛泽东再次会见中外记者团成员，指出“中国现在所需要的是民主，不是社会主义”。7月18日，他对记者们表示，中国共产党“接受一切来自国外的、对中国有益的和有用的东西”，包括“华盛顿和林肯树立的民主政治”，并且期盼记者们和其他志愿援助中国人民的外国朋友们“帮助国民党认清新的形势。我们一切希望都是为了团结和民主”。中国共产党对中外记者团的宣传效果很好，“他们从延安所发出的电讯，大多描述我党民主实施、抗战工作及生产建设之努力和成绩”。

　　差不多同一时期，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1944年6月21日，华莱士与蒋介石正式会谈。华莱士指出蒋介石在抗战方面处于颓势，但“西北方面现有武器精锐，战力充沛之师甚众，中国政府不以抗日，而以监视共军”，导致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兵力防备国民党军，“同室操戈，互相牵制”，不利于团结抗战。蒋介石辩解称“中共居心叵测”，意图“发动叛乱，赤化中国”。华莱士认为，“延安对中央之反动，可能因其改革政治之要求，未为中央所采纳”。换言之，即要求国民党改革政治，实行宪政，并表示美方愿作国共双方的调停人。对此，蒋介石难以招架，颇为窘迫。而毛泽东对此则给予了热烈的回应。7月4日，毛泽东特地制定为《解放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庆祝美国国庆日——自由民主的伟大斗争节日》的文章，提出“深望罗斯福总统和华莱士副总统的这个外交路线，能够成为美国长期的领导路线”。

　　1944年7月22日和8月7日，美军观察组分两批飞临延安，毛泽东对此颇为重视。7月26日，毛泽东出席欢迎晚宴，向谢伟思（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二等秘书、中缅印战区司令部政治顾问）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并指出这是“因为考虑到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即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可见毛泽东认为美军的存在将可能牵制蒋介石的反共攻势。

　　应该说在1944年前大半年，中国共产党和美方接触的结果是较为积极的。正如1944年8月15日毛泽东重新改写的《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中所说的，“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而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将打破“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和封锁政策”。

　　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局势下，美方确实为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正如8月23日毛泽东对谢伟思所说，“因为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9月9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又指出，“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既定方针”。

　　反过来，这一时期中共与美方的互动使得国民党方面进退失据。一方面国民党不愿意真心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它又不敢也不能完全得罪美方，从而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蒋介石颇为无奈地在日记中大骂罗斯福“为‘共匪’宣传所迷惑，急欲往延安明了‘共匪’情形，而其在华一般幼稚武官，中毒更深。”

　　正是因为1944年上半年，国民党当局由于长期独裁统治、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又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普遍取得胜果的时候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退，使其面临着来自美方、中共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多重压力。其中，要求实行宪政民主正是美方、中共和各民主力量的共同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当局一方面要招架中共的舆论攻势，一方面又要在美方面前努力塑造“自由中国”的形象，因此闹出自称比英美更为言论自由的笑话。 而郭沫若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揭露了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压制民主的丑陋面容，促进了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的开展。

　　三、《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郭沫若的对美统战工作

　　《商务日报》之所以在4月1日发表《论赫尔的名言》，主要在于赫尔对中美关系有着重要的影响力，而他正好在3月27日发表了论言论自由的讲话，而中国共产党当即发言支持。因此，《论赫尔的名言》不仅仅是对《甲申三百年祭》的回应，也是对中共争取言论自由的回应 。

　　赫尔是美国资深政客，担任国务卿长达12年之久，几乎贯穿了罗斯福的整个执政生涯：罗斯福1933年履任总统后，即任命他为国务卿，直至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当选总统后辞职，而罗斯福本人于1945年4月猝然离世。1940年和1944年，罗斯福第三、四次竞选总统时，均有提名赫尔为副总统的打算，但因赫尔自认“担任国务卿可以比担任副总统贡献多些”而作罢。他深深的影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是罗斯福在外交方面最为倚重的人。正如他本人所述，“除了极少数的例外，（罗斯福）总统在我任职国务卿的十二年中，简直不能够对我关心得更周到的了。他几乎毫无例外地核准我的意见或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往往是牵涉到重要的外交政策的。”而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操盘手，特别是在国民党在于中共争夺美方支持之时，更是对赫尔的一言一行高度重视。

　　恰巧在《甲申三百年祭》刊后几日，即1944年3月27日，赫尔发表谈话称，他反对英国可能实行的政治新闻检查制度：“我有生以来不仅倡导言论自由，而且为着这个目标奋斗力争。”并表示“争取国际友谊的基本深远利益之道，最好莫过于允许任何一国人民得知友邦人民对他们的批评和表示”。消息由中央社和路透社传回国内后，3月29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一报道，并登出了廖沫沙执笔的短评《我们赞成赫尔的意见》。短评说，“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并引述上述赫尔的话，表示完全同意赫尔的意见，反对新闻检查。这一短评虽然未直接指责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钳制言论自由的恶行，但矛头所向十分明显。

　　因此，4月1日刊发的《论赫尔的名言》，与其说是针对《甲申三百年祭》，不如说是说是针对《我们赞成赫尔的意见》，而指责郭沫若散布“战败思想”只是其中所举的例子罢了。其实，《论赫尔的名言》篇幅并不长，仅千余字，在叶青炮制的《关于甲申三百年祭及其他》小册子中仅占3页左右。并且，直接涉及《甲申三百年祭》的也就两三句话，比起叶青本人指名道姓且长达22页的《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平议》，可谓是小巫见大巫。那么，何以郭沫若专门挑出这一篇短评，通过向费正清致信的方式回应呢？这或许与费正清当时的身份和倾向有关。

　　一般在论及郭沫若给费正清的这封信时，都将费正清视为美国学者。费正清诚然是研究中国的专家学者，但此时的他更重要的身份却是服务于美国政府的外交情报人员。郭沫若对此心知肚明，正如他后来在《答费正清博士》一文中所注的，费正清“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任美国新闻处处长，当时和我们有些往来。他是在文化上做情报工作的”。费正清原在哈佛大学教书，1932年至1935年曾到过中国，在清华学习和工作，和梁思成、林徽因、陈岱孙等学者结下深厚友谊。后来因为对中国的出色研究，他于1941年夏天应招进入了新成立的情报协调局，为美国政府的中国政策提供智力支持。1942年八月，他奉命来到中国工作，并在1943年底前回国复命。

　　费正清1942年来到中国之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无能有了更为感性的认识，加上梁思成等知识分子旧友的被压迫现状，更是对国民党当局感到失望与愤怒。到1943年下半年，他已经“与大使馆和新闻出版界的其他美国人一样，对国民党不再信任，对自由主义者的潜力不再抱有幻想，对当地的左派却表示欣赏”，甚至觉得自己在面对中国一片混乱的状况时，“自己也会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做法。只有激进的方式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1943年9月，他应和戴维斯的想法，向美国政府建议支援共产党，“进入华北并成为革命者的朋友”，“首要的事情是派一名观察员到北方地区”。

　　费正清对国民党当局的新闻审查制度十分厌恶，表示“中国的新闻审查制度才是真正症结所在”。1943年7月，他语带讥讽地写道：“中国向西方宣传的乐观景象是极其有害的，它不过是任何一届中国政府粉饰太平的衍生物。”“在中国，批评并不是好事。批判涉及个人的背景关系，而个人关系又是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因此批判被认为是人身攻击而非不同意见的表达。”1943年9月16日，他在重庆与宋美龄见面，向她“提出了新闻审查制度的问题”，但没有得到宋美龄的正面回答。

　　此外，费正清还十分重视戏剧等文化形式的重要作用。1942年12月，他向美国政府提出应该通过“艺术、文化以及戏剧等‘文化’介质”传递美国式的价值观。他批评孔祥熙创办的中美文化协会“体现的完全是当代中国学院派买办典型的生活方式”，而郭沫若起重要作用的中苏文化协会则截然不同，其“举办的艺术展览却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前来参观”，并“有意识地通过艺术、理念和文学等形式竭尽全力地传播苏联文化的精髓”。（希望派人来介绍美国戏剧）

　　对国民党独裁与腐败的厌恶，对左翼的同情与理解和对戏剧、文学、艺术等文化事业的高度重视，使得郭沫若必然进入到费正清的视线中。1943年9月19日，他到文化工作委员会拜会了郭沫若。他邀请郭沫若赴美讲学，并赠送给郭沫若好几套他所搜集整理的文献资料缩微胶卷，还打算为他的办公室提供一台胶卷放映机。郭沫若则回赠以新作《南冠草》的油印本，并在封面题写“费正清先生惠存”。费正清还称他于10月份应邀参加了郭沫若的生日宴会。 1943年12月2日，郭沫若、阳翰笙等人为即将返美的费正清践行，郭沫若在费正清的纪念册上题词留念，阳翰笙赠送他的《草莽英雄》油印本，并声明这是一本禁书，费正清“似乎表示很喜爱”。

　　费正清返回华盛顿后到战时新闻局工作，由于他“成为掌握当前战时中国情况的亲历者”，“受到热捧”，为美国制定对华政策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再加上他本身对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就十分反感，在情感上对中共颇有好感，又具有中国问题专家的学者身份。因此，郭沫若选择与其通信，向其揭露国民党自欺欺人的所谓“言论比任何国家还要自由”，并争取“国际友人的帮助”，就可以理解了。可以推断，郭沫若发出这封信正是为了配合中共和民主人士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以费正清为渠道向美国政府做统一战线工作。而选择7月份将其发表于《新华日报》，应该也是出于配合国共谈判和斗争的需要。如6月13日，他还作《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同样是提出“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文艺创作的自由”，讥讽国民党“口头虽万遍说中国最民主，但中国并不因此而显得更民主”。 这些举动背后的逻辑都是相似的。

　　除了费正清之外，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前后还做了不少类似的对美统战工作。1942年12月，费正清曾向美方政府建议对华系统性地阐释美国文化价值体系，他举例称中国一位曾在耶鲁接受教育的“年轻的戏剧领域的领袖”，“对苏联的戏剧以及俄国人的生活了如指掌，但两年来，却对美国的戏剧一无所知”。但美国国务院一开始认为“向中国介绍‘美国戏剧’的情况不合时宜”。不过这一情况后来得到改变。

　　1944年2月4日，郭沫若宴请了华思、司徒华等美国朋友，“席间大家都谈的很痛快”。这位华思即美国新闻处总编辑，同时也是著名的剧评家，为增加中美两国人民的互相理解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月15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剧协）召开纪念戏剧节大会。郭沫若、夏衍、邵力子、洪深和华思等人均出席。这天《新华日报》发表了郭沫若的《戏剧与民众》，提出“戏剧，尤其话剧，应该是最民众的东西。它是为民众而开花，为民众结实，始于民众，终于民众”，再次凸显了他的“人民本位”思想。2月18日，郭沫若主持剧协举办的学术报告会，华思主讲《现代美国戏剧》。12月10日，华思在纽约《前锋论坛报》发表《我对中国戏剧界的观感》回顾他在中国的经历，向美国民众宣传中国戏剧工作者克服种种困难坚持抗战的情形，并指出“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中国剧作家把美国剧作家看成是盟友”。1945年8月27日，《扫荡报》刊登了华思的《评〈骆驼祥子〉英译本》。原文是向美国人介绍中国爱国作家老舍的作品：“在本书的朴素风格中，一个好人的形象不朽的雕型出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和一个伟大城市的心灵被描绘出来了，一个阶级的悲剧，忍受长期痛苦的勇敢被表现出来了，一个动荡变乱的国家的狼狈之况也被具体而微的表现出来了。”“全世界都可以从本书理解到，为什么那些深知中国人民的外国人，这样的珍爱他们。”可以说，郭沫若的工作推动了中美两国的戏剧、文学的交往，为对美文化统战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再比如，就在国民党加紧对《甲申三百年祭》进行攻击时，郭沫若于1944年4月2日在欢送母校校友参加远征军时说，“诸位同学这次有远征机会，与外人并肩作战，是很难得的，诸位不单是要完成远征的认为，同样要带回外人的好处来改造自己！”“此外，这次远征也要把我们的好处带给盟国朋友”，“今天将这种精神带到外国，对于将来世界和平的发展有莫大的帮助的”。5日，他又作《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号召“东亚的各个民族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打倒日本法西斯蒂军部”。郭沫若就是这样不予余力地为民主为自由为解放鼓与呼，并不忘向盟国作统战工作。

　　四、结语

　　本文试图解释《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为何在国民党反击的一系列围绕甲申史事的文章中会突兀地出现一篇以美国国务卿赫尔为题并以言论自由为中心的文章。而郭沫若又为何在写完《甲申三百年祭》后，却不正面回应明亡原因、李自成评价、“失败主义”等一系列问题，而是通过向美国人费正清写信的方式侧面回应，并且信中主题也是言论自由和争取民主的问题。笔者认为，这与1944年大局势的变化有关。1944年前半年，美国一度对蒋介石政权产生高度怀疑，并设法与中国共产党接触。而中共方面则抓住时机，一方面加强与美方的联系，争取美方的支持与帮助，一方面利用美方以制衡国民党方面，并联合民主人士发起民主宪政运动，提出成立联合政府。这时的国民党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既不愿意美国与中共接触，又不敢得罪美国，而是希望将美国拉回自己一方。而美国政府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落实民主承诺，又恰逢美国国务卿发表支持言论自由的声明，而中共方面借此批判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破坏民主的行径。国民党一方面试图要继续压制中共，一方面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独裁专制，因此才发明出享受言论自由需要对国家有浓郁感情、中国比英美更加言论自由等可笑言论。而郭沫若也敏锐地发现这一问题，并不失时机地将矛头转向言论自由问题。

　　此外，虽然在1943年6、7月间为了应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共中央“决定发动宣传反击”，要求“各地应响应延安的宣传，在七月内先后动员当地舆论” ，提出“进行揭露国民党种种罪恶行为与反动思想、政策的宣传工作，以对抗国民党的反革命宣传”。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关系有缓和的可能。毛泽东于1944年2月4日复电董必武表示，“除延安报纸力避刺激国民党”，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暂缓对国民党的舆论攻势。《甲申三百年祭》等系列文章酝酿于1944年1月，而于3月发表于重庆《新华日报》，或许这便是它们采取隐喻手段的原因，而郭沫若也放弃硬碰硬式的直接回击，而是更多地从抨击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入手，要求其落实民主承诺。此外，郭沫若还充分发挥其文化领袖的独特优势，积极向费正清、华思等身兼美国政府工作人员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的知名人士做统战工作，以配合中共中央的相关战略部署。

　　总而言之，传统观点在剖析《甲申三百年祭》事件背后的政局时主要是从国共两党斗争的视角出发。本文将美方角色加入其中，将这一事件放在1944年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去考察，并认为郭沫若在这一过程中为对美统战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希望一方面能以此丰富我们对《甲申三百年祭》事件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认识抗战末期的国际国内政局增添一个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