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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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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雪梅】1952年院系调整:培养国家建设需要的专门人才

作  者
欧阳雪梅
发表/出版时间
2022年07月01日
学科分类
文化史
成果类型
论文
发表/出版情况
中国人才
PDF全文

  2021年9月召开的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养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大计,当今世界人才的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是一个大国,对人才数量、质量、结构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满足这样庞大的人才需求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培养,提高人才供给自主可控能力。

  回溯我国历史,195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高等学校全面院系调整,就是我国人才培养体系和机制应国家之需进行的一项重大改革。

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销。图为1930年前后的燕京大学贝公楼。   

  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背景

  新中国成立时,百业待兴,亟需人才。但是,当时我国文盲率高达80%,人才严重短缺。据统计,1952年底,全国科技人员仅有42.5万人,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不到7个半科技人员。

  周恩来总理心急如焚,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人才缺乏,已成为我们各项建设中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不论在经济建设、国防建设,还是在巩固政权方面,我们都需要人才。”

  但当时的高校还存在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有限,据统计,1947年,全国平均每1万居民中只有5个高校在校学生,而苏联是86个。

  二是高校文科类比重高,工、农、医比重小。

  三是地区分布不均衡。绝大部分高校分布在东南沿海和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内地和边疆的高校很少,内蒙古、青海、宁夏、西藏更是一所都没有。

  在这种形势下,对高校调整势在必行。

  1952年前院系的局部调整

  我国建设新教育借鉴了苏联高等教育“专才模式”,就是培养具体的专门人才,如工程师、医师、教师、经济学家、农业专家、统计专家、采矿专家等等。

  1951年5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的初步设想中提出,首先是要调整工科院校各系,或增设新系。同年11月,工科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开始。

  此次调整以高等学校较集中的华北、华东、中南三大区域为重点,把分散在部分学校的工科院系适当集中,组建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或建立独立的专门学院。

1951年,北洋大学与河北工学院合并,定名为天津大学。图为教育部定名天津大学文件。   

  通过调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天津大学等学校改为多科性工业高等学校,并新建航空工程学院、矿冶学院、工学院等若干独立的专门学院。

  调整后,各工科院校得到中央有关业务部门更多的支持,1952年工科院校的计划招生人数占总计划招生人数的59%,比调整前增加了近一倍。

  1952年院系的全面调整

  1952年秋,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对高等院校进行全面院系调整。此时进行调整,与1953年要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有关。

  当时,党中央决策要在苏联帮助下开展工业化建设,但我国人才队伍缺口巨大。据估计,“一五”计划期间,工业、运输业和地质勘探等方面约需技术人员30万人,而已有的见习技术员以上的技术人员只有14.8万人,不到一半。

  1952年院系调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新建钢铁、地质、航空、水利、矿冶、铁道、土木建筑等11所专门工科院校,将南京工学院、重庆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满足工业建设急需人才培养需求。

1952 年,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四川大学等8所院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北京航空学院,即后来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至年底,全国已有四分之三的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

  旧中国只设院系,不设专业。1953年初,高等教育部牵头研究专业设置,工科则从1952年起,参照苏联高等工业学校的专业目录,按地质、动力、冶金、机械等15大类别,设置了102种专业。在工程教学中,大多采用苏联教材,解决了我国教学改革后高等学校上课的迫切需要。

  1955年末,清华大学陆续建立了实验核物理、同位素物理等10个新技术专业,1956年设立工程物理系,随后几年又相继增设了工程化学、工程力学数学、自动控制等系,有意识地为我国原子弹研发培养人才。

  在地域分布方面,沿海地区一些高校的工科专业迁往内地,在武汉、兰州、西安、成都等城市兴办了工业学院,为大西北、大西南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人才保证。

  到1957年底,对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基本结束。此时,全国共有高校229所,设置专业323种。

  回眸历史,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是以苏联“专才模式”为借鉴进行的新建、合并、撤销、改组、迁徙众多大学、学院的人才培养体系的体制改革。

  院系调整改革,以解决当时人发展主要矛盾为首要,结束了旧中国高等院校院系庞杂、设置分布极不合理的状况,加强了工科院校建设,将我国人才培养导向从综合性转为专业化,在短时间内为当时的经济建设、工业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作者欧阳雪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原载于《中国人才》杂志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