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海涛】边疆、艺术与政治：1947年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述论

　　摘要

　　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造访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这是当时难得一见的新疆与祖国内地文艺交流活动。该歌舞团既给祖国内地带来了边疆的歌舞艺术，促进了文艺交流，但同时也不难发现彼此之间所存在的误解。在该歌舞团的背后，交织着边疆、艺术、政治多种色彩，从而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面向。该歌舞团得以成行，首先便在于其边疆身份，而且这一身份贯穿始终，这也决定了该歌舞团的艺术效果和政治影响力。尽管组建该歌舞团出于政治目的，但其中各方目的并不一致。归根结底，歌舞团仍是艺术载体，突出反映了边疆与祖国内地的文艺交流，是边疆与祖国内地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南京国民政府；新疆；边疆与内地交流；艺术与政治　　

　　作者简介

　　易海涛，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当代中国史研究》编辑，主要从事西北边疆民族问题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在《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民族艺术》《中国藏学》等刊物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十余篇，部分文章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近年来，学界掀起了一股重新解释“边疆”的热潮。现在的研究越发注意边疆本身的地位，而且也注意到边疆与祖国内地的互动，既要从中原看边疆，更要从边疆看中原。一直以来，学界都注意研究中西交流史上的西域，而且在古代史方面已有大量成果，但是自民初以来地方割据再现，新疆长期被地方军阀控制，尽管当时也有一些关于赴新疆旅行书写的现象，但总体来看新疆与祖国内地的交流并不多见。1947年造访祖国内地的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对此提供了很好的解释空间。1947年10月至1948年5月，新疆青年歌舞访问团（后文简称“新疆歌舞团”）61人（其中团员55人、领导6人；年龄最大者36岁，最小者8岁）自迪化（今乌鲁木齐）飞抵南京，先后造访南京、上海、杭州、台湾等地，引发祖国内地热烈关注、讨论，成为新疆与祖国内地交流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对此，本文将这一事件置于当时的时空背景下，以事件史的角度来讨论歌舞团的经过及影响。

一、政治任务

　　内地报纸一般认为新疆歌舞团的成行主要得力于张治中，因为时任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在南疆考察时，见到当地维吾尔族所表演的歌舞颇能代表新疆地方文化，故有意组成歌舞团以加强彼此交流。但据包尔汉回忆，促成该团成行的是张治中的继任者麦斯武德政府，尤其是在艾沙、伊敏共同策划下，该歌舞团才得以组建成行。确实，促使该团成行主要还是艾沙等人的积极策划，艾沙本人更是挂名团长（实际由其夫人法提玛担任），而张治中在歌舞团组建的当月（9月）就已回到南京。不过，不可否认歌舞团得到了张治中的肯定，但更关键的还是在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同意此事，所以，无论是艾沙、张治中，还是南京国民政府，虽然都是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考虑，但其目的又不能等同视之。因此，有必要对歌舞团组建的背景有一个大致梳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理解其政治目的，也才能理解在访问过程中歌舞团的所为与所不为。

　　自1933年盛世才控制新疆起，新疆几乎成了盛世才的独立王国。在此期间，盛世才主要以苏联为靠山，直到1942年，因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处于劣势，盛世才见风使舵，转而投靠南京国民政府。自此，南京国民政府的力量也才开始陆续进入新疆，并随之掀起“开发大西北”的计划，向新疆移民。在此过程中，蒋介石通过到西北考察，也日益体会到西北，尤其是新疆的重要地位。随着新疆局势恶化，1944年9月盛世才被迫调离新疆，蒋介石随即派亲信吴忠信接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同年11月，“三区革命”爆发，新疆局势进一步恶化，蒋、吴二人分歧加深，蒋介石希望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人进入新疆省政府，以此来化解矛盾，但吴忠信不愿让麦斯武德、艾沙、伊敏等泛突厥主义分子进入新疆省政府。这也成为1946年3月吴忠信离职的重要原因。吴忠信离职后，张治中被任命为西北行辕主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面对新疆局势，张治中也无可奈何，最终于1947年5月辞去所任职务，随后麦斯武德继任新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上任更是引起三区政府的极力反对。

　　新疆局势恶化日甚一日，蒋介石也感到焦头烂额，尤其是1947年6月北塔山事件的发生，更加深了新疆危机。尽管张治中力促和平协商，甚至自己还先后远赴伊犁、南疆各地考察，可实际问题并未得到解决。1947年4—5月，张治中在南疆考察时随处可见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这也让他认识到应采取强硬态度，但他同时也认识到解决新疆问题，要搞好民族关系，以逐步消除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民族隔阂和民族仇恨。对此，1947年3月，张治中便邀请上海青年音乐团访问新疆，这也是新疆第一次有内地音乐团到访。显然，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文艺交流加强彼此联系，消除隔阂，并最终达到稳定新疆之目的。然而，由于张治中的离职，歌舞团的具体操办事宜由艾莎等人负责，其目的显然在于赚取自己的政治资本。如此一来，歌舞团的政治任务便凸显出来。

　　首先，歌舞团所到之处受到各级政府、社团的热情接待和欢迎，突出边疆之重要地位。1947年10月25日，歌舞团首批成员36人抵达南京，受到热烈欢迎。于右任、白崇禧、包尔汉等政府要员亲临机场迎接，同行的还有各机关、学校、礼乐馆、文化团体代表等，共计200余人。当晚，于右任在西北行辕驻南京办事处招待歌舞团一行，随后几天，歌舞团都受到高标准的招待。在上海、杭州、台湾也同样如此。为迎接、招待新疆歌舞团，各级政府都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当时有人仅就歌舞团一行自迪化飞南京的机票算了一笔账，以每人900万元计，61人单程旅费就需要5.49亿元。然而，自南京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各类艺术活动越来越少，而且当时还高喊“节约”“禁舞”，这也令一些人想不明白。

　　其次，歌舞团所到之处与地方政要、名流有广泛接触，或表演节目，或参观访问，或参加座谈会，显示出温馨和谐的气氛，强调要维护南京国民政府之统治。1947年11月1日，在中央日报社招待新疆歌舞团的宴会上，罗家伦称赞歌舞团来访“此是中华新气象，满堂欢笑一家人”。7日，孙科组织欢迎会欢迎新疆歌舞团。14日，宋美龄亲自招待了新疆歌舞团的全体女团员，并称赞“访问团此次表演极佳，深得各方好评”。22日，陈立夫主持国民党中央首长在中央党部宴请新疆歌舞团，张治中等人参加。在上海，上海政要及名流吴国桢、潘公展、宣铁吾、方治、王芸生、吴蕴初等均到场表示欢迎。吴国桢、潘公展、方治等均提及新疆在我国所处的重要位置，表示今后更要推进新疆与东南地区交流合作，要紧紧团结在国民政府统治之下。在杭州，歌舞团受到杭州市参议会、浙赣铁路局、浙江大学等热情招待，并游览了西湖、中山公园等地。在台湾，歌舞团拜访了政府及各机关，参加了台湾记者公会主办的文化晚会，参观了学校、工厂、名胜古迹等。

宋美龄欢迎歌舞团一行

　　最后，歌舞团的歌舞都经过了“政治”的加工。1947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61岁生日，新疆歌舞团朗诵了一首诗歌《伟大的领袖》。11月4日晚，新疆歌舞团在南京国防部首演，蒋介石也亲临观看。在歌舞团开演前，该团副团长伊敏致辞，讲述该团访问之意义。对此，《大公报》记者吴元坎也看到了政府对歌舞团的政治塑造。“原来采自民谣的歌词，现在已经加上了宣传的意义，一半是在收取宣传的效果，一半是在适合京沪人士的胃口。”

　　其实，只要歌舞团顺利成行，其政治目的便已经达成。不难发现，自始至终，之所以对其加以重视，关键还在于其边疆身份。不过，作为文艺载体的歌舞团，其本质仍在于艺术，故其访问的边疆艺术角色也不容忽视。

二、艺术交流

　　从本质上来说歌舞团出访就是文艺交流，这也是祖国内地与边疆艺术文化长期交流的必然结果。早在20世纪30年代，古琴专家郑颖荪便与艾沙等人交流，收集新疆古乐器，弹唱新疆古曲。抗日战争爆发后，这种交流被打断。1944年夏，艺术家戴爱莲、高梓、高棪三人在四川青木关举办舞蹈讲习班，戴爱莲就曾教授新疆舞。高梓事后回忆，新疆舞最令学生欢欣鼓舞、乐而忘形，每次公演也是新疆舞最受观众欢迎，观众有时甚至跟着拍掌踏足、兴趣盎然。1946年3月，戴爱莲在重庆举行首次“边疆音乐舞蹈大会”，显示其开发边疆音乐舞蹈宝库的决心，其中就有新疆舞蹈。

影星胡蝶与“维族之花”康巴尔汗合影

　　新疆歌舞团此次祖国内地之行实现了与祖国内地艺术文化的直接交流，让此前的遥想变成现实。在上海，1947年12月7日下午，新疆歌舞团与中华交响乐团在两路局（京沪、沪杭甬铁路管理局）的招待下进行了交流演出，中华交响乐团演奏了5支名曲，随后新疆歌舞团也表演了7个节目。随后一段时间，歌舞团与上海的各类文化团体、企业等开展交流活动，促成彼此进一步了解。1948年1月15日，为迎接新疆歌舞团，浙江大学史地教育研究室专门举行新疆图集画片展览会，分为历史、地理两大类。对此，台湾交响乐团也特地举行了一个音乐会。除演奏西洋名曲，该交响乐团还特地演奏了该团团长蔡继琨的得意之作《浔江渔父》交响诗。同时，新疆歌舞团还到台中观摩了山地同胞的歌舞，相互交流学习。此外，新疆歌舞团还与梅兰芳、胡蝶等艺术家有过深入交流。

　　随着歌舞团在祖国内地展开访问，祖国内地艺术家也随之掀起对歌舞本身的大讨论。借此，导演、戏剧专家洪深对舞蹈知识进行了相关介绍，明确舞蹈必须要“有节奏”“有格式”“使用身体”。因为新疆歌舞团的节目保留了不少古风，由此令人想到了中国古代的乐舞，所以不少人借机提出复兴中国歌舞艺术。“新疆歌舞在唐代便非常丰富。新疆歌舞保存了大量古典元素，值得艺术家和学者们好好地研究。”也有人专门就乐器进行了分析，发现歌舞团使用的大部分乐器都是典型的东方乐器，如鼓、笛等，其音调静穆庄严，令人想起我们古代音乐的格调。曲艺专家卢前看了新疆歌舞之后也认为，新疆歌舞最能引起我们共鸣，为大众欣赏、爱好，我们提倡舞蹈最合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设法开发边疆舞蹈艺术的宝库。戴爱莲认为：“他们的歌舞充满着欢快，所以步伐动作也比较少，而我们的歌舞比较忧郁，步伐动作也来得多了。”同时，她认为新疆舞在动作和表情上都受到限制，缺少戏剧性，节奏重心是在身上，新疆舞如果要发展就必须吸收外来因子。如果仅从这一点来看，祖国内地的艺术家显然并未将歌舞团视作边疆，而是将其作为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文化之一部分，由此来思考复兴我国艺术。

　　新疆歌舞团的到访不只引起了艺术家们的交流，更为祖国内地观众提供了一个了解新疆歌舞艺术的窗口。从南京到上海、杭州、台湾，歌舞团所到之处都不乏热情的观众。1947年11月9日下午，新疆歌舞团在南京陵园音乐台举行非正式公演，当天是周日，到场观众有两万之多。虽说当时的报道过于夸张，但由此不难发现观众之多的事实。12月6日晚，歌舞团招待上海市文化界，由于观众太多，上海警备部人员不得不严守大门，无票者不得进入剧场。近两个小时的演出结束后，观众仍不愿散去，直呼再来一个。7日晚，歌舞团在上海皇后戏院首次公演，原本定于12日晚公演结束，由于观众太多，又决定延长两天。在上海公演期间，歌舞团演出的皇后戏院周围的马路一到晚上就人头攒动、交通堵塞，维持秩序的警察不得不施展全副精神，以便整理混乱的人群和车流。1948年1月11—12日，歌舞团在杭州太平洋戏院公开演出。尽管当时下雨，而且票价颇高，但照样客满，观众在两千人以上，走廊过道都站着观众。歌舞团在台北中山堂的演出同样人满为患。对此，有记者将1949年3月27日胡适在中山堂的公开演讲与新疆歌舞团在该地的演出做对比，认为这一年多来只有胡适的演讲方有新疆歌舞团演出时的盛况。

歌舞团在沪演出盛况

　　就当时而言，观众能有这样的热情实属难得。在这个过程中，各类媒介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这些媒介或介绍节目，或介绍演员，或品评歌舞，至少让歌舞团在报道上显得热闹非凡。1947年11月6—8日，中央社收集歌舞团历次排演照片百余幅举行展览，观看者众多。15—18日，南京中央广播电台邀请新疆歌舞团演唱。12月9日，在上海的《大公报》第10版几乎整个版面都是关于新疆歌舞团的文章。媒体报道歌舞团不足为奇，因为媒体的本质就是在于追求新奇。新闻若要吸引读者的眼球，既需要“非常的事”，因为“单调的例行公事平凡正常的生活，便使人感觉平淡无奇了”，同时更需要关注“娱乐及嗜好”。显然，歌舞团因为来自新疆而平添了神秘色彩。

　　在观看歌舞团演出后，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相关评述文章。总体来看，这些文章与前文所述一些文艺从业者一样，首先都是从歌舞本身来展开，既突出其边疆特色，又很快转到我国的文化艺术上来，既有对当时现实的鞭策，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有人总结歌舞团的节目特点为活泼、粗犷、充满着力的美，形式方面比较自由；歌词美，歌曲中女高音多，甚至颇为皇后戏院的屋顶担心。嗓音响彻云霄，即便评剧《云遮月》的嗓子都不如她们女团员的歌喉来得悦耳。节目没有“忧郁”和“淫荡”的存在，给人以“豪放”和“生命力”，让人感到“愉快”。田汉也认为：“由于他们的来，唤起了大家的活气，使大家重新去争取已经失掉的人生应有的欢乐。”舞蹈以颈部及手指的活动为其特征，面部表情丰富，步伐变化较为简单。也有人从中看到了“东方古典歌舞的精粹”，让人回忆起我国古代的舞蹈。艺术本就相通，文字语言不通并不能阻碍观众欣赏歌舞。加之歌舞团演员技艺高超，更为演出效果增色不少。在整个歌舞团中，“维族之花”康巴尔汗最受追捧。个别记者就康巴尔汗写下了连篇累牍的特写，插入照片，风靡于万千读者。对此，诗人涂元渠在观看康巴尔汗在台北表演的歌舞后，由衷感慨新疆歌舞之妙曼，赞美新疆之音为“铜笛胡琴逐铁琶”，赞美新疆之舞为“烟笼玉树雾中花”。当然，因为是艺术交流，难免也存在不同的声音。有不少观众本就冲着看热闹而去，这会影响到演出效果。针对上海观众与新疆观众的异同，上海《新民晚报》记者对歌舞团总干事海比尔进行过采访。海比尔认为，新疆观众能听懂歌词，故歌舞中所表达的情感能传达给观众，引起情感共鸣，但上海大部分观众只对熟练的舞艺和滑稽的动作感兴趣，对整个歌舞的艺术价值并不完全了解。在新疆，除康巴尔汗之舞外，合唱《维族古舞》、单人舞《塔克克舞》也广受欢迎，但在上海，除康巴尔汗之舞外，《秧歌舞》则最受欢迎，因为该舞动作滑稽有趣。据报道，还有人曾听见一位观众散场时对同伴说：“有啥好看，卖卖野人头！”这样的说法显然过于极端，不排除媒体故意为之，以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歌舞团演出一瞥

　　无论如何，歌舞团的演出显示出边疆与祖国内地艺术文化交流的绵延不绝。尽管歌舞团的表演有一定瑕疵，但总体来看还是成果丰富。其既展示了边疆歌舞，加强了与祖国内地的艺术文化交流，又促使艺术家们思考复兴歌舞艺术的方向和方法，尤其是对盛唐艺术的追溯，这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艺术家们去复兴中国艺术，思考何以文化强国。

三、边疆意识

　　从歌舞团组建到赴祖国内地访问的整个过程中，边疆身份相伴始终，此既是其得以成行的直接原因，也是广受关注的重要原因，因此这个话题也得到了持续的关注和讨论。正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所言：“从外部来看，文化的边界往往是客观的存在，甚至可以在地图上标示出来。”这一点在新疆歌舞团与祖国内地的交流中也得到了印证。

　　必须承认的是，正是由于新疆与祖国内地相距遥远，加之长期与民国政府若即若离，因此谈及新疆往往会出现知识盲点。对此，当时的政府官员、旅行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谈到新疆时往往都有类似认识。有鉴于此，当时的政府官员认为克服困难的首要办法在兴交通。诚如张治中所言：“以目前交通情况来看，从兰州到迪化坐飞机需8个小时，坐汽车需一两个星期。这样长的路线，只靠一条破烂的公路维持，怎能不使中央和新疆脱节。”对此，白崇禧也提出要遵照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完成西北铁路网建设，巩固西北边防。其实，道路险阻只是一方面因素，自辛亥革命以来新疆俨然成为一个独立地方政权更是彼此不知的关键。“新疆与内地的距离以及在他们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独立及半独立军阀的存在，使新疆的少数汉族自外于中国的政治和内战。即使在新疆内部，俨然自成一体的地方政权，内部各民族与当局也变得紧张和敌视。”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阻碍了新疆与祖国内地的往来，也使得祖国内地对新疆的认知停滞不前。因此，从祖国内地的知识阶层来看，他们对边疆的某种认识，更多时候是来自一种知识性的先验认识，会天然地认为边疆等于落后。同样，新疆对祖国内地的认识也如此。因此，当新疆歌舞团在到祖国内地之前，团员也对造访首站南京的一切充满好奇心。而祖国内地不少观众在欣赏歌舞团的演出时，也是冲着看新奇而去。不少观众好奇男女团员的着装、打扮，包括他们头发梳成细长辫，也引起大家极大兴趣。许多观众常常围着新疆歌舞团成员不肯离去。有不少市民抢着看“新稀罕”，甚至还有人误以为歌舞团成员是外国人。

　　当然，这种好奇心的驱动正是因为彼此长期认知模糊所致，这种模糊既与现实因素（距离、交通、政治等）有关，也是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之上。因为在说“边疆”的时候，通常的指向并非地理而是文化。“显然，在文化意义上，边疆是一种隐喻，没有文化的分界，就无所谓边疆的存在。而这种分界的背后，其实质是国家内部的文化分类及其等级秩序。”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彼此之间的误读既是基于文化认知，也是一种先验性的认知。

　　祖国内地人士对新疆的认知往往停留在大漠、辽阔、豪迈等方面，因此无论是看到新疆歌舞团的成员还是观看其表演，在自己的脑海中潜意识地就浮现出这些认知。他们在马路上昂首阔步的雄姿，使人们依稀想起大漠的风光，神往于边疆民族的豪迈。他们的歌舞也是一种带有原始风味、泥土气息、纯朴自然的边疆情调的歌唱和舞蹈。因此，不少观众会认为，新疆歌舞表演多数是在野外的草原上进行，观众围成一个圈子，跳舞的人在中间。新疆歌舞是新疆民众在游牧、耕种、行猎之余的重要活动，有助于抒发蕴藏在心间的情感，是生活的具体反映，并由此认为新疆歌舞团所演出的节目大同小异，因为所有的节目几乎都是一套格式。还引申认为，歌舞团演出效果不好与布景有直接关系，因为布景没有呈现出万里雪山、沃野千里的景象。事实上，这些认知显然停留在陈旧的知识层面，没有看到经过改造的新疆歌舞已经完全能胜任舞台演出。对此，康巴尔汗有深刻体会，她认为新疆歌舞与祖国内地的歌舞不同，不像祖国内地歌舞更重娱乐性。

《新民晚报》刊发介绍“维族之花”康巴尔汗的文章

歌舞团抵达南京留影

歌舞团游览西湖

歌舞团在台湾合影

　　无论如何，新疆歌舞团的来访，确实修正了不少人对新疆的认知，而且很多人也正是通过新疆歌舞团的演出来“认新疆”。在新疆歌舞团访问祖国内地之前，许多人对新疆的民族认知一片模糊，甚至将中国境内的乌兹别克、哈萨克族人等看成苏联境内同民族的人。在当时，不少祖国内地民众已经用现代观念去分析新疆问题，但新疆少数民族自己当时更多还是讲部落，他们自己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民族。这些知识在歌舞团到来时也被报刊披露和传播，丰富了大家对新疆的认识。包括艺术家本人，也同样存在类似误读。在没有看到新疆歌舞团的演出之前，戴爱莲也认为他们“跳的也不过是些土风舞”，认为他们是在野地上跳舞，但看过之后她的观念就完全不同了，她看到的是一群职业舞者，充满了欢乐，服装鲜艳，乐器丰富。在戴爱莲看来，新疆歌舞团就代表了整个新疆，因此歌舞团的到来显然有助于改变祖国内地人士对新疆的看法。同样，新疆歌舞团的访问也加深了歌舞团成员对祖国内地的认识。康巴尔汗曾发表感受，谈到过去边疆与祖国内地接触少，因此对祖国内地的印象好坏不一，但通过这次祖国内地之行，她本人对上海的电影、唱歌、话剧等极感兴趣。海比尔也表示，到了祖国内地之后，承蒙各地热情招待，心中有说不出的兴奋。在上海观看话剧《雷雨》感觉特别好，虽对意思不很了解，但在动作及表情方面非常敬佩。这种交流确实有助于信息沟通，拉近彼此距离。在新疆歌舞团造访各地期间，其消息源源不断传回新疆，在新疆各大报刊上登载，也有助于加深新疆同胞对祖国内地的认识。1947年12月13日，大公报社驻迪化记者给上海的电报显示，歌舞团在京沪的活动消息及各方评论都在新疆各大日报刊载。新疆出版的《新闻快报》也在第24期刊出新疆歌舞团在京沪公演照片120余幅，并在商业银行大楼前连续展出3天。

　　在新疆歌舞团访问的影响下，一些艺术家、知识分子也不断思考边疆与中国发展的关系。高梓认为，自门户开放以来，政府推行新教育，学校中先有日本舞乐，继有欧美舞乐，但数十年来始终未能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发生影响，这是由于中外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舞乐的内容与吾人的性格及我国的环境不能协调的缘故。故今后提倡舞乐，必须先要提倡中华民族所固有的舞乐。进而，他认为应当系统地搜集各族歌舞，将这些自然朴实的材料加以整理与研究，并应用近代舞乐最进步的技术以改进，使之成为真正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歌舞，为世界艺坛大放异彩。确实，不少人由新疆歌舞团的演出回想到我国乐舞在大唐盛世的繁荣，再联系近代以来备受列强蹂躏的岁月，歌舞也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由此联系到要复兴东方的艺术。而新疆歌舞正好显示出“一种民族的东方的性格来”。上海《大公报》编辑主任许君远也认为，只要将新疆歌舞加以改良，就能让我们的歌舞发扬光大，即便拿到纽约的百老汇路亦必引起注意，让他们不再轻视这一个歌舞贫乏的中华民族。由此看来，长期以来我们整个国家也是这个世界的“边疆”。因此，正如白崇禧在欢迎新疆歌舞团时所言，“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为建设新疆、建设中国而努力”。

结  语

　　新疆歌舞团在祖国内地访问数月，留下了不少东西，包括期间拍摄而成的影片《天山之歌》，成为日后祖国内地了解、研究新疆歌舞的重要载体。歌舞团也成为后来1950年9月改组的新疆省文工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疆歌舞的发展以及与祖国内地的继续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歌舞团造访内地之后，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喻宜萱也于1948年7月造访迪化，举行独唱会三次，获得一致好评。其还在7月24日的演出中通过播音器向外传播，让迪化市民也有畅听其音乐的机会。在返回内地的途中，喻宜萱还与张治中商谈筹设新疆艺术学校一事，并希望能向国外介绍新疆民歌，因此，她希望康巴尔汗能帮她设法“赐寄新疆民歌数曲”。

　　确实，在新疆歌舞团的带动之下，以及政治形势的需要，内地掀起了了解新疆的潮流，显然，不少人意识到了长期区隔所带来的坏处。在此之后，内地加强了对新疆局势的关注，以及对边疆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的考察。“教育部亦着手筹设国立边疆文化教育馆，其工作分研究、编译、文物三部门，从事边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借新疆歌舞团在内地访问之际，各报刊也对新疆进行了广泛介绍，包括自然风貌、风土人情等。这些都是新疆歌舞团访问及其他类似活动所带来的外溢效应，包括促使大家对艺术的反思，以及由歌舞复兴而引起的对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思考。在此过程中，始终交织着“边疆”因素。尽管今天凭借当时的各类报道来了解歌舞团的史实难免存在一定偏差，因为“商业力量介入、媒体竞争，都会破坏客观性报道”，事实上，这并不影响对这一事件做历史考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边疆”虽是歌舞团的底色，也在其访问过程中得以体现，但不难发现的是，“边疆”所激起观众的兴趣和思考，包括歌舞团成员的认识，其实既有彼此的“边疆”视角，也包含了对当时整个中国“边疆”的思考。在这种互动过程中，“边疆”角色呈现出立体化、多面化的特点。

　　作者：易海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转自“民族艺术杂志社”微信公众号，原文载于《民族艺术》2023年第2期，请以纸质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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