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邓小平与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

　　［摘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邓小平支持和领导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导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指导党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解决了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历史课题，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巩固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指导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确立和坚持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历史性贡献。 　　  

　　［关键词］邓小平；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邓小平指导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坚守党的文化领导权，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党和国家发展确定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坚持、巩固和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支持和领导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导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徘徊中前进”的两年间，由反对和抵制“两个凡是”而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成为党的思想理论战线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一个鲜明主题。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支持并推进这一讨论，将思想解放统一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中，推动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拨乱反正，指导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一）反对和抵制“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这一时期“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实际上坚持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阻碍了拨乱反正的进行。因这一方针不符合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要求，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理所当然地受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者的坚决反对和抵制。在此之前的1975年整顿中，邓小平在怎样宣传毛泽东思想上，就曾针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割裂毛泽东思想”等问题明确指出：“毛泽东思想有丰富的内容，是完整的一套”，“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 

　　真理的力量总是不可抗拒的。1977年4月10日，复出前夕的邓小平在致党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5月3日，党中央将这封信转发至县团级，对邓小平的这一意见给予了肯定。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和邓力群谈话，在谈话中提到前些日子中央办公厅两位负责同志来看他的事情。邓小平说：“我对他们讲，‘两个凡是’不行。”他根据当时的工作实际对此进一步阐明：“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他还就“两个凡是”所犯的认识论错误，站在哲学高度，从理论意义上强调：“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指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邓小平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7月16—21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9月19日，邓小平在《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中强调：“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邓小平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际上为此后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供了正确方向和有力思想武器。 

　　（二）支持和领导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随着人们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反对和抵制，关于历史和理论是非问题的认识越来越从哲学意义上围绕真理标准问题而展开。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60期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转发了这篇文章。该文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等方面，充分论证了这一科学命题的真理性，回答了真理标准问题，否定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并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此后，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刊登了大量这方面的文章。 

　　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论点，起初反对的声音不少，其中就有一种“砍旗”之说，一时甚嚣尘上，很有代表性。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他说：“进一步引起我的兴趣和注意”。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批评“两个凡是”错误方针时指出：“我们说的做的究竟能不能解决问题，问题解决得是不是正确，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是否善于总结经验，针对客观现实，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是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立足点。 

　　（三）指导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解放思想，就是要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中指出：“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按照“两个凡是”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说：“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要在每一时期，处理各种方针政策问题时，都坚持从实际出发。”他指出：“所谓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对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违反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他说：“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12月13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上鲜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强调，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明确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重新恢复和发展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邓小平指出：“这是很重要的”。历史地看，这场讨论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理论准备，对于端正思想路线、纠正长期存在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具有重大与深远的意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后，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概括总结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这场讨论“对于我们这几年来在政治、经济、组织等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对于我们在各条战线上取得显著成绩，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由此表明，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促进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使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不仅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而且为党推动各方面的拨乱反正，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朝着正确方向发展提供了根本思想理论基础。 

　　深刻阐明实现四个现代化在思想政治上的根本前提，推动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教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做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和思想理论战线的复杂局面，邓小平鲜明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一基本路线对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任务和总目标，具有长远的全局性的指导意义。 

　　为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经验和教训，统一思想，同时研究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于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京召开。邓小平在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讲话稿中，就针对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明确提出“四个坚持”，认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现在该讲了”。他指出，思想理论界应有一个主导思想。理论工作的主导思想、中心任务是要引导人们向前看。3月30日，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说：“现在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个方针。重要的是，要从实际出发，密切结合当前的形势和任务，进一步宣传和贯彻这个方针。”他指出，在思想政治方向方面，“我们已经基本上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我们将永远沿着这个轨道前进”。关于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他强调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否则，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 

　　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指出，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当时，社会上有极少数人正在散布怀疑或反对这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而党内也有个别同志不但不承认这种思潮的危险，甚至直接间接地加以某种程度的支持。虽然这几种人在党内外都是极少数，但事实证明，他们不但可以而且已经对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很大的危害。对此，邓小平指出：“不能因为他们是极少数而忽视他们的作用”，“有很大的必要来强调宣传这四项基本原则”。他还着重“对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进行一些批判”，分别就为什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了深入阐述。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必然性和核心要义。在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上，邓小平强调，一定要彻底驳倒所谓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言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的中国在经济、技术、文化等方面现在还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社会主义制度造成的，从根本上说，是解放以前的历史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他强调，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上，邓小平强调，我们已经作了大量的宣传，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他强调：“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不可能保卫从而也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在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上，邓小平指出，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在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上，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指出：“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他还告诫说：“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不能设想，离开政治的大局，不研究政治的大局，不估计革命斗争的实际发展，能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做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邓小平强调“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项多方面的复杂繁重的任务。邓小平深刻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等理论问题，强调无论如何，思想理论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定要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方针。 

　　邓小平推动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教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错误思想倾向问题。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邓小平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这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他强调：“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这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够改变的”，“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针对一定时期的宣传工作，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他说：“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就是反对党的领导，而没有党的领导也就不会有社会主义制度。对待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再走老路，不能再搞什么政治运动，但一定要掌握好批评的武器”。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他指出：“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邓小平在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上，强调要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要多写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错误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错误思想。 

　　马克思主义科学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刻阐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他还针对当时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指出：“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之前，邓小平在1987年4月就曾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保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保证整个政策不变，对内开放、对外开放的政策不变”。“如果这些都变了，我们要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就没有希望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根本对立的。 

　　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是立国之本。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经验，推动全党统一思想 

　　党和国家事业总是在不断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向前发展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之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做出了正确的总结，科学分析了在这些事件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和错误，分析了产生错误的主观因素和社会原因，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论述了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决议》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正确道路，进一步指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邓小平主持起草了这一《决议》，通过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统一全党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指导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1980年3月19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提出了《决议》起草工作的指导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也是“最核心的一条”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他指出：“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要正确地评价毛泽东思想，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就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同时，他强调，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评价”，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在指导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始终贯彻这一指导思想，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系统阐述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关于《决议》的中心内容，1980年6月27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10月25日，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强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他说：“不把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写到决议里去，我们过去和今后进行的革命、建设的分量，它的历史意义，都要削弱。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那种“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是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坚持实事求是，统一全党思想。在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问题上，邓小平指出：“我们写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实事求是，要很好地总结‘左’的教训”，“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只能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一生中，为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因为他的功绩而讳言他的错误，这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因为他的错误而否定他的功绩，同样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他强调：“‘文化大革命’所以错误和失败，正因为它完全违反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经过长期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不但在历史上曾经引导我们取得胜利，而且在今后长期的斗争中，仍将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对于党的这样一个重大原则表示任何怀疑和动摇，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违背的。”邓小平不仅赞成《决议》增加回顾新中国成立前28年的历史写建党以来的历史，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供全面的历史根据，而且支持并指导《决议》补写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历史。他说：“这段势必要写。”正是在这一意见指导下，《决议》以“历史的伟大转折”为题作了增写，写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转折意义，以及毛泽东思想、党的正确政策在新的条件下的恢复和发展。 

　　以史为鉴、开辟未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邓小平指导党根据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从社会主要矛盾、国情实际、建设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党的建设等方面，系统阐述了这条道路的“主要点”，指出“这条道路还将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发展”。邓小平指出，《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今后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在这个统一的口径下来讲话”，“相信这个决议能够经得住历史考验”。1981年7月17日，邓小平在《决议》通过不久，就思想战线上的问题同中央宣传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党的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基础上，团结一致，整齐步伐，努力工作，使我们的思想战线、文艺战线和其他战线都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察往知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历史发展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繁荣发展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理论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 

　　精神文明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促进全面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的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指出，思想战线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他强调，在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的条件，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对于造成思想混乱和精神污染的各种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坚决严肃认真的态度，而且要一抓到底。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加强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这是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简介］宋月红，法学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 

　　*本文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资助，编号DF2023YS03。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