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巧荣】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四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交叉学科视野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近30年来国内当代中俄关系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近30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三题。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及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现状，明确今后努力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进展与思考

王巧荣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主要涉及1949年以来中国外交方针、政策、思想及其实践的历史进程、发展变化与规律等。从严格意义上讲，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外交部组织编写的《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为典型代表。这两项成果的编委、作者大多是来自外交部、外交学院的专业人员，他们在史料占有和对重要问题的把握上有独特优势，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别人无法替代、难以超越。这两项成果开创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先河，初步奠定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知识基础、研究框架及逻辑体系。在此基础上，随着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的不断丰富完善，研究队伍的不断扩大，当代中国外交史一些领域的研究一度出现蓬勃发展的局面。但由于起步较晚，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仍然存在基础研究有待深化、研究领域不平衡、历史阐释不足等问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系统梳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历史进程，探究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分析其背后的原因，有利于为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对此，笔者在回顾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总体概况、各领域具体进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未来发展方向的若干思考。　

总体研究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加密切，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实践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外交在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中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大。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也在逐步增强。

　　（一）通史性研究

　　通史性研究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发挥着开创性和基础性作用。在前述两项外交通史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又出版了一系列通史性研究成果。例如，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外交史》出版了新的续编卷《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79—1994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94年、1998年、1999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三卷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即由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57—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这些通史性研究成果主要采取编年体方式，分时段探讨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进程。在新中国成立50周年之际，王泰平主编的《新中国外交50年》（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则采取专题方式，按区域国别、外交领域等研究了1949—1999年的外交历程及其成就。与前文提到的《当代中国外交》一样，这些通史性研究成果主要是中国外交系统的集体智慧结晶，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在此基础上，学界又接续推出了多项通史性研究成果。例如，作为六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丛书”的外交卷，王巧荣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沿着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战略、外交政策发展变化的进程，对新中国外交的发展史进行了粗线条阶段性的划分，并对每个阶段的特征做了分析概括。与此同时，学界也对新时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做了相应的探讨。例如，王逸舟主编的《中国外交探新》（时事出版社2020年版），探讨了新时代中国外交在全球公共产品供给、金砖合作和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地位等领域所取得的进展。王巧荣主编的《新时代的中国外交》（当代中国出版社2022年版）则系统探讨了新时代10年来中国外交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与上述通史性研究成果一样，各高等院校的相关教材也属于通史性研究成果。据笔者初步统计，这类教材大约有10多种，其中有代表性的如下：谢益显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2009）》（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是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是对其主编的《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的丰富和完善。该研究成果是哲学社会科学“八五”国家重点规划课题。该教材按照时段划分，每一时段为一章，每章都有主题统领，通过主要历史事件、历史线索展现了当代中国外交的历史脉络和历史进程。牛军编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作者基于多年教学和研究体会而编撰的一部教材。该教材以中国对外政策为线索和依据，概括分析了1949—2000年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过程和主要特点。

　　通史性研究对当代中国外交史学科建设挥了一定的奠基和引领作用，但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相关系统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

　　（二）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

　　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的重要领域，涌现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裴坚章主编的《研究周恩来——外交思想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以及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编的《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三部论文集，开启了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研究的先河，对此后该领域的研究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谢益显的《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是国内较早贯通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的著作，其依据外交思想的阶段性特点对1949—1995年的外交思想做了详细探讨。叶自成的《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对上述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随后，学界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外交思想做了大量探讨，成果卓著。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近年来学界探讨的热点议题，成果较多。以中国知网收录的学术期刊论文检索为例，其中，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题名的论文有250篇，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题名的论文有4992篇，以“一带一路”为题名的论文有4.49万余篇。这些论文对习近平外交思想做了深入研究，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及相关问题都做了很好的学理阐释。

　　构建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一直为学界所关切，近年来，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杨洁勉先后出版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与实践》（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举措》（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中国外交理论和战略的建设与创新》（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三部著作，对中国特色外交理论体系基本内涵做了相关探讨。阎学通的《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道义现实主义与中国的崛起战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大国领导力》（中信出版社2020年版）三部著作，相对集中地提出了“道义现实主义理论”，并以此解释了崛起国何以成功和霸权何以衰落的原因。王逸舟的《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新取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创造性介入：中国之全球角色的生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集中展示了“创造性介入理论”，并以此解释了中国外交的转型。作为当代中国外交思想通史的最新研究成果，王巧荣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发展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则着重梳理了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发展历程，对国际战略理论的中国实践做了相关探讨。

　　总体来看，学界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思想、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研究成果丰硕，为进一步推进相关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当代中国外交史的核心概念、理论和逻辑体系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化。

　　（三）外交决策研究

　　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外交对国际社会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中国的对外战略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外交决策很快就成为新的学术热点。例如，齐建华的《影响中国外交决策的五大因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探讨了国际环境、法律体系、意识形态、组织结构和传媒与民意这五大因素对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其中，对法律体系因素的分析是该成果的创新和亮点。李开盛的《理解中国外交（1949—2009）——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国家身份探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探讨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对外交往中国家身份变迁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该书认为，在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关系中，身份并不是一个终极变量，而是利益建构身份，身份决定行为。白云真的《当代中国外交变迁和转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60年来外交的发展背景、历程、意义及其经验。牛军的《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以冷战与新中国对外政策之间互动为基本框架，通过重点分析1949—1955年间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揭示了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和动力。门洪华主编的《中国外交大布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探讨了中国外交哲学的历史演进、外交决策机制的变迁、外交战略及其历史演变。宫力等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4年版），从战略突围、战略转折、战略方针、战略新思维、战略深化、战略应对等方面，探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创新发展。

　　总体而言，学界对中国外交决策的研究主要是着眼于政策研究，贯通性的历史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这是今后值得进一步关注的地方。

各领域研究进展

　　通常情况下，专著类研究成果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特定领域研究状况的重要体现，笔者在查阅中国知网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各研究领域的学术论文时对此深有体会。中国知网所收录的学术论文最终也多以专著形式呈现，因此，本文主要梳理了相关研究领域的专著类成果，主要如下：

　　（一）大国外交史研究

　　大国外交一直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大国外交研究中，中国对俄（苏）、对美、对日关系史研究成果丰硕，对欧交往的研究相对薄弱。

　　1.中俄（苏）关系史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中苏关系对新中国的对外关系有着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国，在与中国关系方面，顺利实现了由中苏关系向中俄关系的过渡，中俄关系进入一个新时期。借着20世纪90年代苏联档案大规模解密的东风，中苏关系史研究一度有一个大发展。例如，孔寒冰的《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李华的《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等通史性研究成果，为中俄（苏）关系史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随着大量有关中苏关系史的俄文档案解密，中苏关系史研究中特别是中苏结盟、大论战、科技合作等问题得到了持续深化。例如，何明等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王奇的《中苏同盟启示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等，探讨了中苏关系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蒲国良的《中苏大论战的起源》（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版）、李明斌的《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探讨了中苏大论战的起源、过程及其经验教训。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对中苏关系的演变历程做了系统梳理。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经贸关系中的一些重点领域和突出特点引起学者关注，产生了一些成果。例如，郑羽等的《俄罗斯能源外交与中俄油气合作》（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王殿华的《互利共赢的中俄经贸合作关系》（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陆南泉的《中俄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对中俄两国经贸合作进程、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等做了系统探讨。

　　总体来看，中俄（苏）关系史研究在史料、方法和观点等方面不断推进，其研究领域也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一度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但遗憾的是，近年来该研究领域进展缓慢，多以对策研究为主，鲜有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学理性研究有待进一步提升。

　　2.中美关系史研究

　　中美关系史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学界对此予以高度关注，成果显著。例如，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熊志勇的《中美关系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等通史性研究成果，对推动中美关系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更多研究成果则分时段探讨了不同时期的中美关系史。例如，戴超武的《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张丽的《新中国建立初期的中美关系（1949—1953）》（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美关系做了系统探讨；楚树龙的《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则利用公开文献资料研究了冷战后前10年的中美关系史。

　　随着中美双方特别是美国相关档案资料的开放，以及重要文献资料、口述史料的出版，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等得到了深入研究。以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为例，宫力的《跨越鸿沟——1969—1979年中美关系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姜长斌等的《1955—1971年的中美关系——缓和之前：冷战冲突与克制的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是国内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该领域研究接续推进，先后推出了一批研究成果，如张曙的《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版）、王成至的《跨越雷区的握手：1969—1972年中美缓和进程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张静的《解密中美秘密外交（1969—1972）》（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闫晓萍的《中美关系正常化与台湾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作为当今世界最复杂、最有影响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超越双边关系，对多边及其他相关方有着深刻的影响，也深受其他方不同程度的影响，学界对此多有探讨。例如，李铁城等的《联合国框架下的中美关系》（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王巧荣的《APEC与中美关系》（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分别探讨了中美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APEC）中的互动关系。此外，学界还对中美日、中美印等三边关系展开了研究。

　　总体来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特点是，美国对华政策决策的史料丰富，研究成果相对丰硕，其研究视角、方法也更多元；中国对美政策史研究则偏宏观，微观研究相对较为薄弱。

　　3.中日关系史研究

　　对日外交既是中国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因此学界对中日关系史研究颇为深入。例如，杨正光主编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时事出版社1993年版）、田桓主编的《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刘建平的《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是中日关系的通史性研究成果。

　　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一样，中日关系正常化也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例如，罗平汉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邦交正常化：1949—1972年中国对日政策研究》（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刘宏的《中日建交再研究：以日本田中政权对华建交决策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胡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均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对该问题有着系统深入研究。

　　中国对日外交方针政策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发挥着重要影响，学界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例如，史桂芳的《中国的对日战略与中日关系研究（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刘世龙的《新中国对日政策（1949—1972）》（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等，探讨了中国对日政策及其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不断走向深入的重要推动力，学界对此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例如，王新奎等主编的《中国对外开放与中日经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林晓光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与中日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程永明等的《中日经贸关系六十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民间交流是维系中日关系的重要纽带，学界对此有一定关注，其代表性研究成果包括李恩民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孔繁丰等的《周恩来、池田大作与中日友好》（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等。

　　总体来看，在中日关系史领域，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民间外交等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其他领域特别是建交以来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仍以宏观、政策研究为主。

　　4.中欧关系史研究

　　在中国大国外交史研究中，中欧关系史研究是相对比较薄弱的领域。关于中国同欧洲层面关系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领域，史学研究成果相对较少。近年来，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并开始从基础做起，例如，钱小平的《中欧关系70年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为中欧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截至目前，关于中欧关系史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中国对英、法、德等西欧大国的关系研究。英国是西方国家中较早与新中国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国家，同时，英国凭借其“三环外交”，特别是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冷战格局中一支重要的战略力量，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对英外交，再加上香港问题一直是中英关系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因此，学界对中英关系史的研究相对中国对其他欧洲大国外交的研究较为深入。其中，专著类成果主要有萨本仁等的《20世纪的中英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王红续的《七十年代以来的中英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和高望来的《大国谈判谋略：中英香港谈判内幕》（时事出版社2012年版）等。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中法关系是中欧关系史研究中关注度比较高的一个领域，除一系列学术论文外，还有大量资料集、专著等公开出版。例如，刘海星等主编的《中法建交四十年重要文献汇编》（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姚百慧编的《中法建交多国档案选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等，都是中法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资料集，推动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相对而言，关于中德关系史研究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缓，其代表成果有顾俊礼主编的《中德建交40周年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等。

　　总体来看，中英、中法等关系在中欧关系史研究中逐步走向深入，而如中国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史、中国同欧盟关系史等领域的研究尚较为薄弱。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同一些与欧洲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史研究得到学界关注，也有研究成果问世。例如，潘兴明的《20世纪中加关系》（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侯敏跃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与中澳关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此类研究缺乏连续性。

　　（二）周边外交史研究

　　相较于大国外交史的研究，中国周边外交史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但进入新时代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发展迅速。这既得益于周边外交在中国外交总体布局中的重要性有所提升，也得益于中国及周边一些国家外交档案的解密，一些关于中国周边外交史和周边、双边外交史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关于中国周边外交史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唐希中等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1949—20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程瑞声的《睦邻外交四十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石源华的《新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1949—2019）》（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搭建起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的理论框架，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关系史研究是当代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中成果较多的一个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郭明主编的《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曲爱国等编的《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军事科学版社1995年版）、林锡星的《中缅友好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少华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光厚的《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葛红亮的《新变局：演进中的东南亚与中国东盟关系》（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等。这些研究成果从不同层面或不同时段对中国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国—东盟及其成员国关系展开了研究。

　　中国同南亚国家关系的研究在不断深化。中印关系是当代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中一个相对深入系统的领域，研究成果主要有张敏秋主编的《中印关系研究（1947—200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随新民的《中印关系研究：社会认知视角》（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卫灵的《冷战后中印关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杨思灵等的《中国周边视角下的中印关系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邱美荣的《1959—1962的中印关系：国际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同济大学出版社年2014年版）、陈宗海等的《当代中印关系的历史与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等，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对中印关系的发展历程、重要历史时段及重大事件开展了相关研究。韩晓青的《新中国睦邻外交的典范：中巴关系研究（1951—1965）》（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张安的《睦邻外交视域下的中国与阿富汗关系研究（1949—1979）》（世界知识出版社2020年版），是关于中巴、中阿关系研究的开创性成果。前者运用多方档案史料，探讨了这一时段中巴关系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后者则主要运用中方档案史料梳理了这一时段中阿关系历史进程。

　　中国同东亚其他周边国家关系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刘金质的《当代中韩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魏志江的《“冷战”后中韩关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杨昭全等的《当代中朝中韩关系史》(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版）和毕奥南主编的《中蒙国家关系历史编年（1949—200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等。这些成果极大地拓展了中国周边外交史的研究领域和议题。

　　边界和海洋问题是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聂宏毅的《鼎定国疆：新中国成立60年中国边界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齐鹏飞的《大国疆域：当代中国陆地边界问题述论》（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吴士存的《南沙争端的由来与发展：南海纷争史国别研究》（中华书局2022年版）等。

　　总体来看，在中国周边外交史研究成果中，边界和海洋问题研究相对系统深入，中越、中印关系的研究在逐步深化，而其他领域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拓展。

　　（三）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史研究

　　同发展中国家交往是中国外交的重要基础。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重视开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发展中国家外交也是中国外交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由于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学界在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时，通常是从区域外交视角展开，从国别外交视角研究要相对少一些。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史料获取难，二是语言方面的障碍。相较大国外交史、周边外交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史的研究相对薄弱。据笔者观察，截至目前，学界关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史的研究以纪念性成果居多，为数不多的专题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中国对非洲国家外交史，其中典型代表包括张哲的《中非经贸关系发展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赵长峰的《国际视角下的中非合作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罗建波的《中非关系与中国的大国责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刘鸿武等的《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其他领域的研究不仅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限，研究专著更是空白。

　　（四）多边外交史研究

　　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在一段时间内，参与国际多边活动相对谨慎。自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活动，不但更加建设性地参与世界性、地区性的国际多边组织活动，而且还发起创立了一系列多边合作机制，学界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了相关研究：

　　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研究 其中的典型代表成果包括王杏芳主编的《中国与联合国——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田进等的《中国在联合国：共同缔造更美好的世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赵磊的《建构和平：中国对联合国外交行为的演进》（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谢喆平的《全球治理中的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张贵洪等的《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等。

　　关于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的研究  上海合作组织是中国参与组建并在其中发挥主要推动作用的国际组织，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的代表成果包括王海运的《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曾向红的《上海合作组织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李进峰的《上海合作组织20年：成就、挑战与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等。

　　关于多边外交的总体性研究  其中的研究专著仅有王逸舟主编的《磨合中的建构——中国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多视角透视》（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年版）、郑启荣等主编的《中国多边外交》（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胡宗山等的《中国参与国际体系变革进程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

　　总体来看，学界已经关注到中国多边外交史研究中的重点、热点问题，不过，除了关于在联合国的相关外交活动研究较深入外，其他领域的学理性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如中国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系，与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发展中国家所共同建立的国际组织的关系，等等，都是需要深化和拓展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其中一些成果更是站在较高层次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解释和理论思考，为拓展和深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

若干总结与思考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除在上述各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外，还在史料、研究方法及视野等方面也取得一些新进展，为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三大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史料、研究方法及视野等取得新进展

　　1.档案等文献资料不断丰富

　　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概莫能外。在当代中国外交史领域，其新开辟的资料大致包括以下几类：

　　一是相关人物的资料。这其中既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整理并公开出版的有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文献、文集、文稿、年谱、文选等，也包括一些亲历外事活动的人物回忆录等资料，如黄华、钱其琛、唐家璇、戴秉国、阎明复、师哲、吴冷西、熊向晖等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这些资料为开展当代中国外交思想史、外交方针政策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是官方解密的档案及其他相关资料。一方面是来自中国外交部等解密的档案资料。2004年、2006年、2008年，中国外交部曾三次解密和开放档案，先后开放1949—1955年间档案近1万件，开放比例为30%；开放1956—1960年间档案共2.5万余件，开放比例为60%；开放1961—1965年间的档案共4.1万余件，开放比例为70%。这三批档案资料的开放，极大地促进了学界对当代中国外交重大决策、重要历史事件等的研究。与此同时，外交部还陆续选编并出版了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例如，世界知识出版社在1990—1999年陆续出版了6辑《新中国外交风云》，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史料参考。此外，一些地方档案馆如北京、上海等地的档案馆也开放了部分外事活动的档案资料，促进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探讨。另一方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国家也相继解密并开放了大量有关当代中国的档案文献，为研究中国与相关国家的交往历程提供了丰富的一手史料，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

　　三是电子数据库资料。随着信息化、数字化快速发展，国内外建成一系列重要文献数据库，不仅丰富了相关研究史料，也极大便利了研究活动的开展。如Proquest平台的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DNSA）数据库提供了来源于美国国家保密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的原始文件的访问路径。该数据库收录了从1945年开始的美国对其他国家外交、军事政策等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该平台的英国海外政策文件（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 Overseas）数据库收录5万多份英国政府关于国际关系的文件，包含外国政策指导、信件和备忘录、商业报告等。这些原始资料来自Foreign and Commonwealth Office（FCO）。Gale旗下的U.S.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line数据库收录约10万份、超70万页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资料，一些内容涉及军事、政治、外交决策及对外关系等，其中有不少涉及当代中国外交问题。

　　在新的档案文献史料支持下，相关领域研究不断有高质量成果问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得以不断深化和拓展。

　　2.研究方法及视野日益多元化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极强的跨学科特性，强调对多元研究方法及视野的运用。例如，进入21世纪后，国内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引入跨国史研究方法，强调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来开展相关研究。一些研究将这一方法运用到具体研究中，极大地拓展了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边界，如对体育、展览会等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将冷战史视角引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取得了显著成就。还有学者开始探索用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的外交战政策及其制定。

　　基于多元的研究方法及视野，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领域得以不断拓展。例如，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来，军事外交、公共外交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其中的相关著作主要有张芳的《当代中国军事外交：历史与现实》（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杜农一等的《新中国军事外交与国际维和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周丽娟的《对外文化交流与新中国外交》（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姚遥的《新时代中国公共外交与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版）等。但同时也应该注意，鉴于中国外交工作的特殊性，一些领域的涉外活动只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方式，发挥的作用有限，研究中应避免出现脱离实际的拔高现象。

　　（二）存在问题与未来发展方向

　　1.基础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基础研究不仅是理论探索，更是为应用研究与对策研究奠定基石。当代中国外交史基础研究的核心就是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基本问题，诸如研究对象、范畴体系与研究方法等进行深入探讨和思考。其中，通史性研究对于深化该学科的基础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的研究成果，要么过于简约，无法体现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丰富内涵；要么时间下限过早，无法涵盖当代中国外交史的知识体系，也无法体现关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新史料和新成果。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现有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借鉴有关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各类研究成果，全面深入系统地开展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编研撰写内容全面、体系完备、质量上乘的当代中国外交史通史性研究成果，进一步加强新时代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三大体系”建设。

　　与此同时，在通史性研究中，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例如，分期问题在当代中国外交通史性研究中存在较大争议和分歧，尤其是关于同一历史时段中具体分期问题更是如此。分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基础理论问题，厘清该问题有助于更好理解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发展趋势和规律。历史分期不同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所采用的分期依据、标准不同，而历史分期的依据、标准通常又与研究者对研究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理解有直接关系。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所存在的关于分期问题的分歧，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研究者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的认识存在分歧。这些问题需要大家在建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框架体系时加以认真讨论。再如，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核心概念“外交”“对外政策”“对外关系”等内涵、外延问题及其学科意义，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需要厘清的基本范畴问题。有学者对此已经关注多年，并尝试系统探讨这一问题。此外，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基本范畴，如国家利益、国家权力、国际秩序、国家身份等也是需要进一步界定和深化的问题。

　　2.研究领域不平衡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领域不平衡是一个持续多年的问题。从关于中国外交总体布局研究来看，大国外交史、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思想及其实践等，一直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关注较多的领域，成果丰硕，研究也比较深入。以大国外交史研究为例，学界之所以高度重视这一问题，既与大国外交在中国外交工作总体布局中具有重要地位有直接关系，同时也与一些大国对相关档案文献的解密和开放比较规范，信息化、数字化程度高等有重要关系。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研究领域不平衡问题在大国外交史领域内部也存在，在多边外交史等领域更是广泛存在。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需要紧密配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中国外交工作总体布局提供学术智慧。例如，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拓展和深化，加强对中国与沿线国家特别是支点国家关系史的系统研究势在必行。

　　从问题导向来看，政治、战略、安全等议题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十分重要，因此广受关注，但同时又存在不平衡的情况，其中政治、战略这两个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安全议题的研究则呈现波动状态。例如，某一安全议题只有成为地区甚至全球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时，学者才会跟踪研究，之后又会趋于沉寂。因此，当代中国外交史中一些重大安全议题的研究，除了研究该议题的专门机构在持续跟踪研究外，大多数只是跟风研究，且以对策研究为主，基础研究相对较少。这也是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一些重大安全问题研究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此外，对外经济关系是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但对此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3.历史解释不足

　　历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于厘清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原历史真相，更要探究不同历史现象之间的联系，探究历史现象及其背后的深层动力，进而探索历史发展演变的规律。外交史研究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无疑也应遵循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成果多以历史叙述为主，即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和解读，把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描述清楚，缺乏对历史现象背后深层逻辑的探究，难以提出有洞见的历史解释。

　　历史解释不足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者理论素养有关。外交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其理论性更强。总体来看，外交史研究的对象包括外交、对外政策及对外关系，大抵分属于外交学、国际政治学及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范畴，每一学科又都有其学科理论。只有熟练把握学科相关领域的基本理论知识，才能进一步强化外交史研究的解释力。因此，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需要借鉴包括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和外交学在内的相关理论、概念、范畴。近年来，有学者从现实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的外交战略、外交决策、外交理念等问题，也有学者运用博弈论、霸权稳定理论、威慑理论以及危机管理理论等研究了当代中国外交面临的大国竞争等问题，但多数学者还是处于“就事论事”状态。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要强化解释力度，就需要在扎实的史学基础上，提升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等学科的理论素养，这也是从事该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

　　4.研究“碎片化”

　　史学研究的“碎片化”现象多年来一直遭到诟病，学界对此多有探讨。由于研究者的时间、精力有限，不可能对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开展研究，因此，研究者通常会对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事件、时段进行研究，通过由小及大、以小见大的方式，逐步呈现整体历史图景。笔者以为，这就是历史研究中的“碎片”研究。但需要注意的是，“碎片”研究应属于微观研究，而不是研究的“碎片化”。换言之，“碎片”研究是有价值的，研究“碎片化”是无意义的，因为“碎片化”预示着研究琐碎、缺乏宏大视野的观照和深层意义的阐释。近年来，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社会、文化领域、地方涉外问题等研究不断拓展，对推动该学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些领域的研究同时存在较为严重的“碎片化”现象。例如，当某一知名刊物发表某一主题文章后，一些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就跟风研究，有人研究北京的，就有人研究上海和其他某地的，这类文章虽然也有所谓“新”史料如地方档案等点缀，但就议题本身而言，实难有本质上的突破，低水平重复研究较为严重，值得警醒。

　　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之所以存在“碎片化”现象，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既与外交史研究者为规避学术生涯成长中遇到的一些制约因素而采取的权宜做法有关，又与其对新兴史学研究方法理解有误相关。从普遍意义上讲，当代中国外交的决策及其实践虽然与其他国家外交特别是大国外交的决策及实践有相同的地方，但更有其独特之处。在“外交无小事”理念的主导下，当代中国外交决策及其实践与社会、文化、地方层面等涉外活动都是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活动的政治意义远大于外交影响。因此，近年来越来越细小、琐碎的研究，除对于一些年轻学者学术训练有一定的意义外，对当代外交史研究本身的推动意义并不大。

　　5.史料整理利用有待进一步加强

　　历史研究强调孤证不立。而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史料利用主要问题就是史料多元化不足。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中，史料不足是一普遍问题。研究者通常将自己想方设法收集到的档案资料视为珍宝，据此构建自己的研究框架，并在研究中最大化展示这些新得到的史料，以最快的时间把它转换为学术成果，但往往又会存在缺少多元史料比照和相互印证的问题。这一现象近年来已引起学界关注，尽管不少学者都在强调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要注意史料的多元化问题，但真正改善尚需时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史料就是史学研究的“食材”，史料收集整理工作跟不上，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就很难有大的进展。多年来，当代中国外交史史料不断丰富，但仍存在诸多不足。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等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不同，外交史研究不仅需要收集国内各类相关档案文献资料，还需要收集国际上与当代中国外交相关的各类档案文献资料，工程浩大，很难毕其功于一役。因此，当代中国外交史的史料收集整理需要逐步推进。目前，当代中国外交史领域中一些专题性史料的收集整理利用成效显著，但关于国家总体外交的史料收集整理利用相对滞后，这应该是下一步工作的着力点。

　　综上所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在一些领域特别是总体外交史、大国外交史和周边外交史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一些引领学科发展的开创性、创新性研究成果时有产生，推动了相关领域研究不断深化和拓展，也促进了当代中国外交史“三大体系”建设。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还存在基础研究有待深化、研究领域不平衡、学理性研究偏弱、研究“碎片化”等问题。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应在继续深化和拓展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当代中国外交史中的基础研究，尤其是对核心概念、学术框架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研究，不断丰富和发展各研究领域，推动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行稳致远，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智慧。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研究”（21BDJ01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巧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