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山】延安时期新哲学会历史考察

　　本文作者：张忠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实践表明，历次“左”、右倾错误都有理论指导上的根源，理论建设的成效关乎革命成败。延安时期，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有意识地读书学习，组织理论工作者发起座谈会性质的哲学小组，在此基础上筹组建立了较为正式的学术团体——新哲学会，开展理论研究。新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因应了推动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研究抗日战争及人民军队在敌后的战略方针、清除教条主义影响、确立以辩证唯物论为核心的思想路线等多方面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可谓中共在思想理论建设逻辑链条上的重要例证。

　　然而关于新哲学会的研究却并不充分，20世纪80年代进行过若干史料介绍后，长期陷于停滞。进入21世纪，部分学者开始论述新哲学会在推动中共意识形态建设、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传播新哲学等方面的贡献，但对于新哲学会发起和演变的过程仍然语焉不详，对于以新哲学会为平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阐释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拟考察新哲学会的成立和发展过程，阐释其对中共思想、理论、学术、文化建设的影响，以期从一个社团的角度还原延安时期中共哲学活动的历史图景。

　　一、成立缘起

　　1938年初，毛泽东组织建立哲学小组，采取每周开一次讨论会的方式，开展以辩证法和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哲学研究。该小组的理论研究活动推动了《论持久战》的思想形成和理论阐发，并促使毛泽东考虑如何让这个学习、教育机制持续发挥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发起成立新哲学会。

　　关于新哲学会成立的原因，现有研究多强调当时的主客观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较为安定，毛泽东致力于哲学研究，理论工作者汇聚延安等等。实际上，毛泽东倡设新哲学会、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有着更深层的战略意图。首先，毛泽东早有推动“山沟里出马克思主义”的意图，以回应“留苏派”对他“经验主义”的指责。他发起新哲学会，旨在巩固新哲学作为“党的正统哲学观”的地位，“并能够向全党和全民阐述和传播这一正统”。其次，为使中共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及革命发展阶段，毛泽东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观察一切事物。他认为，中共成立以来所犯错误，“是由于唯物辩证法思想在党内还没有普及与深入的原故”，而要彻底克服“左”倾传统、在解决问题时带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必须“普及与深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于多数干部中”。要通过学哲学加强广大干部的理论思维，推动其“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再次，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关于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表明他的“新哲学”尚未完成体系化建构，有待深入学习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政治权威同时是理论权威的传统，所以毛泽东抵达陕北后大量阅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的哲学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哲学理论水平。

　　基于上述考量，毛泽东倡议发起新哲学会，指定艾思奇、何思敬担任正、副会长，主持学会工作，郭化若担任秘书长，负责具体事务。1938年8月，新哲学会成立。9月，艾思奇起草的《新哲学会缘起》正式发表，对外宣示了发起人的共识。文章指出：“在哲学上、在理论上，我们更缺少较专门化的东西，这是抗战以来我们的理论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的缺陷。”全国理论工作者应“为抗战建国的任务，为着理论在中国的发展，用集体的力量来尽自己的责任”，兼容并蓄古今中外一切思想精华，团结一切可能的同盟者，营造开放、包容的理论环境，组成文化界统一战线。文章强调，“不能仅仅研究唯一派别的哲学思想”，为此，“需要集合各种各样的哲学派别来做共同的研讨”。该文先后被重庆《战时文化》月刊（1939年第2卷第1期）、《译报周刊》（1939年第1卷第16期）转载，扩大了新哲学会在国统区进步文化界的影响。毛泽东还提议召开新哲学会成立会，用三四个半天的时间，邀请各领域理论工作者作报告，听众约200人。他用稿费设宴庆祝成立会顺利举办，热情地跟每位赴宴者碰杯，“号召大家积极学习马列主义的新哲学，把传播新哲学的活动进一步扩大”。

　　关于新哲学会的性质，学界的看法经历了一个积渐而深的过程，逐渐认识到其在中共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性。由于新哲学会组织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作者“共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推动大家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来研究其他各门科学”，笔者认为，它是中共领导人支持成立的服务于抗战建国和意识形态建设的思想共同体。新哲学会隶属于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该协会不少下属团体组织结构都比较松散，新哲学会很可能也是如此。其会员可以介绍理论工作者加入，也可以“邀约”军事干部参加年会。由于缺少史料，新哲学会的组织方式、经费来源及其使用情况等尚待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发起人各有本职工作，且在多个文化教育团体兼职，新哲学会不是独立运转的实体组织，而是一个相对松散的理论工作者联合体，主要依托会员所属单位相互协作，遵循“适应抗战”“大众化，中国化”的指导方针，开展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的研究活动。

　　《新哲学会缘起》一文列出的新哲学会发起人包括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张琴抚、陈伯达、张如心、吴理屏（即吴亮平）、高士其、周扬、刘芝明、柯柏年、王学文、杨松、焦敏之、成仿吾、徐懋庸、王思华、郭化若，他们与参加第一届年会的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张仲实、萧向荣、冯文彬、陈唯实、和培元、范文澜、杨超、于光远、何干之、萧劲光、徐特立、莫文骅、温济泽、董纯才，即为新哲学会的主要成员（本文称之为“新哲学会群体”）。这一群体包括党政军领导者和多方面、多领域的理论工作者。前者在新哲学会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哲学小组中发挥领导作用，决定哲学研究的政治导向。后者大多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学科分布较广，哲学专业色彩不鲜明，大多在1937年、1938年抵达延安，之前在城市从事文化、教育、出版工作。就文化教育背景而言，后者大体分为四个部分：一是留苏学生，如陈伯达、张如心、吴亮平、杨松、张仲实等。他们掌握着马克思主义“正统”话语，对于毛泽东摘掉“狭隘经验主义”帽子、提升理论地位具有特殊价值。二是留日学生，如艾思奇、何思敬、周扬、刘芝明、王学文、成仿吾、何干之等。他们早年参加中共领导的进步文化团体，在社会科学论战中成长为颇具影响的主将，在学术界、文化界具有广泛影响力。三是国内的新式学生，如柯柏年、焦敏之、徐懋庸、张琴抚、和培元、杨超、于光远、温济泽等。他们在国内学术界、文化界初露锋芒，成为一支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四是国学功底深厚的传统学者。其中范文澜的历史研究受到毛泽东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上述理论工作者中，艾思奇、何思敬、张如心、陈唯实等已是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吴亮平、张仲实、焦敏之等翻译工作者则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助推新哲学的宣传与研究。围绕着这一群体的，是为数众多的有学习意愿的干部。新哲学会群体的构成和中共领导人的深度参与表明，中共期望通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党内的正统地位，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意识形态。

　　二、主要活动

　　新哲学会群体分布在延安各单位，大多在各院校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担负着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任务。在《新哲学会缘起》指引下，新哲学会通过主办古代哲学讲座、成立哲学小组、召开首届年会等形式，开展了较为制度化的研讨活动。

　　（一）主办古代哲学讲座

　　为有效发挥理论在抗战建国中的指导作用，《新哲学会缘起》申明，新哲学会不仅研究当前抗战的经验教训，而且要将视野扩展到古今中外优秀理论成果，学习、传承、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精华。这大约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认识。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号召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批判性地总结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为指导当前的革命运动提供借鉴。

　　新哲学会成立初期，毛泽东在其住处兼办公室主持的哲学座谈会，可以被视为该会的主要活动。1938年11月，哲学座谈会的地点改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当时被称为陈云小组（陈云时任中组部部长）。为延续毛泽东哲学座谈会的研究内容，陈云小组成立初期以中国古代哲学为主开展学习。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为期半天的集体讨论会，邀请陈伯达就老子、孔子、墨子等先秦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中心发言，然后大家联系实际展开讨论，前后持续了半年多，“毛主席每次都来听”。由于学习内容是中国古代哲学，所以一度存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会”的称谓，实际上这只是陈云小组的一个发展阶段。在陈云小组成立之后半年多时间里，陈伯达开展了有关古代哲学的系列讲座。这是他20世纪30年代在北平中国大学讲授“周秦诸子”课程的延续。在此期间，陈伯达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史，先后发表一系列关于先秦诸子哲学思想的文章。

　　陈伯达将其关于老子、孔子、墨子哲学思想的讲座整理成文，呈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先后写了三封书信，与张闻天等展开讨论。陈伯达认为，“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在名实关系上是倒置的，但“正名”对于“成事”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对此，毛泽东认为，孔子的“正名”“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毛泽东肯定陈伯达对于孔子“正名”积极作用的认识，指出观念论哲学的长处在于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机械唯物论的弱点在于忽视主观能动性。他意识到“正名”有其合理性，认为必须反对建立在唯心论基础上的“名为主”的观念论，在“实为主”基础上“正革命秩序之名”。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被陈伯达充实在后来公开发表的文章中，使其关于“正名”的见解得到深化。与之类似，毛泽东大体赞同陈伯达对中庸思想的见解，并结合自己对中国革命经验和党内斗争经验的理解予以阐释，进一步把中庸、反对“过”与“不及”视为进行两条战线斗争、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方法。在1939年5月读艾思奇主编的《哲学选辑》时，毛泽东针对艾思奇有关中庸思想常被曲解为折衷主义的论述指出：“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他一语道破中庸的实质，深化了对这一哲学观念的理解。毛泽东的上述认识，表明他自觉运用历史唯物论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强调对近代学术思想进行分析批判，重视将历史研究与抗战时期思想界的实际相结合，从中汲取对革命实践有益的思想因素。

　　（二）成立哲学小组

　　新哲学会成立伊始，即在许多机关、学校成立哲学研究小组，经常组织各种学术报告和讨论，推动陕甘宁边区干部的理论学习。新哲学会群体的基础性、主导性工作是参与毛泽东新成立的哲学小组，指导张闻天小组、陈云小组、总政治部小组开展学习，以此宣传和普及新哲学。

　　各哲学小组在参与主体、学习方法、学习内容方面各有侧重。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发起包括自己、艾思奇、何思敬、和培元、杨超、陈伯达等新哲学会主要成员参加的哲学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是修改完善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重点是讨论《矛盾论》一节，即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问题。在讨论主要矛盾阶段问题时，“有人讲：‘主席，如果说有主要矛盾阶段，那么非主要矛盾阶段和次要矛盾阶段如何解释。’以后，主席就把这种思想概括在《矛盾论》中矛盾运动的形式、过程、阶段的概念中，充实了矛盾运动过程论的思想。”这个小组每周开一次讨论会，大约持续了三个月。

　　其他各小组多以机关部门为单位组成。1939年，张闻天在中宣部成立《资本论》学习小组，参加者主要有王首道、王学文、吴亮平、王思华、艾思奇、何锡麟等十余人。当年6月左右，古代哲学系列讲座停止后，陈云小组开始探索适合自身实际的学习方式。该小组以李富春、邓洁、武竞天、王鹤寿、王德、陶铸、陈正人等十余位中组部主要干部为主体，吸收普通干部30余人参加。总政小组的主要参加者为谭政、许光达、莫文骅、陈伯钧、陈奇涵、方强等军事将领。

　　学习方法方面，1940年，张闻天小组根据成员普遍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实际，选择从马恩列斯原著辑录的《哲学选辑》作为教材，要求在阅读研究提纲和指定参考材料基础上，由专人就书中内容作报告，然后指导员发言，同时展开多种形式的质疑讨论。“除开简单的一般性的报告而外，有时插入专门性质的报告，例如，讨论‘哲学是什么’时，有一个同志报告辩证唯物论发生的历史，另外有一个同志报告列宁关于‘哲学周期’的指示；讨论时，也常有专门性质的发言。这个小组注重独立的思考和生动的辩证，很少形式上的拘束。这个方法，是倾向于把研究引导到展开和深入的方法。”在该小组的理论学习中，朱德、张闻天、李维汉、徐特立等经常发言，“在他们的引导和带动下，每次小组会，都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问题联系起来讨论”。陈云小组从成员理论水平较低的实际出发，采取“就书论书”的学习方式，就指定的书籍“每周读一章或半章，要求每句读懂，连读二、三遍，作笔记；开讨论会时，逐页质疑，质疑后，由报告人报告，然后讨论，然后由指导员作结论”，力求每个干部在一两年时间内读完基本课程，为今后自学和深入研究奠定基础。该小组邀请理论工作者定期辅导，一般对每本书辅导两次：一次是在开始学习时，概述该书主要内容和中心思想；另一次是在讨论阶段，根据学习情况解疑释惑，既注重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经典著作，又注重发挥个人主观积极性。总政小组每周召开一次讨论会，邀请理论工作者主讲一个专题，然后由学员展开讨论，并对参加学习的干部采取一定的物质激励措施。

　　学习内容方面，张闻天小组学习的第一本书是《资本论》，随后研读《哲学选辑》，选读《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米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活动持续至1941年春天。陈云小组采纳毛泽东“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建议，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选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著作作为教材。至1940年6月，该小组已读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哲学选辑》，“现正读《唯物史观》”。学完哲学后，陈云小组继续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以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著作，学习活动持续至1942年。1940年春天，总政小组重新成立。同年6月25日至12月24日，该小组共开展20次集体学习，主要内容包括：陈唯实讲述“否定之否定法往那里去”，从历史和文献的角度概述“马恩列斯关于否定之否定法则的引用、发展，及后来演变为斯大林的四个特征”，讲述“斯大林的关于哲学（唯物辩证法）的四个基本特点”，作“关于辩证法唯物论的三个特点”的报告。陈唯实、和培元讲述“具体范畴之现象本质形式内容，以及根据和条件三者”，作“关于范畴问题”的结论。和培元讲述“辩证唯物论引言”“关于认识的过程问题”。郭化若三次作“关于军事辩证法初稿”的报告。王学文两次讲述“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此外，相关理论工作者讲述“否定之否定的法则与斯大林所提之发展法则有何不同”“现象与本质”“必然与自由、可能性与现实性”“辩证唯物论”“认识论”等问题。

　　除毛泽东、陈云、张闻天亲自主持哲学小组外，其他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分别“直接领导了一个小组，都有很好的成绩”。理论工作者也积极发起哲学小组。例如，张如心和何思敬在军政学院主持一个《资本论》学习小组，于光远在中山图书馆发起《自然辩证法》读书小组。上述小组的学习活动，勾勒出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理论学习的概貌。1940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教育部召开延安在职干部学习周年总结大会，张闻天小组、陈云小组等被评为学习模范小组。李维汉在会上详细介绍两个小组的学习方法，认为其在一定条件下“都是行之有效的”。这两个哲学小组的学习方法由此对延安在职干部学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上述哲学小组有效促进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延安的学习传播，提高了学习者的理论水平。由于新哲学会群体在各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新哲学会的影响力得以扩大，其存在价值和理论地位也得到了彰显。

　　（三）召开首届年会

　　1939年11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文化界与外界要加强联系，中央文委扩大，由张闻天兼任书记，并出版《中国文化》。最近召开文化界代表大会。”同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1940年1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新哲学会被寄予引领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学术、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建立文化统一战线的殷切期望。为了贯彻上述指示，新哲学会召开年会筹备会，根据会员研究方向，分别向其指定报告题目。

　　1940年6月21日，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第一次会议在延安文化俱乐部召开。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茅盾、艾思奇、张仲实、陈伯达、何思敬等50余人到会。何思敬的开幕词和艾思奇的会务报告介绍了新哲学会成立以来的工作情况，认为延安各级干部的理论修养有所提高，“一般的同志都能有意识的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同时坦承“本会工作还有许多缺陷，今后当针对这些缺陷，力求改进，加强各研究小组，加强研究工作”。会议高度评价毛泽东在哲学战线的突出贡献，认为《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是在民族解放战争中产生的“伟大文献”，新民主主义是“中华民族再生的旗帜”。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理论落后于革命实践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理论工作者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张闻天、朱德简短讲话后，大会进行自由讨论。于光远在发言中运用自然辩证法评议《论持久战》中的“过渡”观点，指出：“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其内部一对矛盾规定的，这对矛盾解决了，事物就会从旧质向新质飞跃，就不会存在过渡状态或过渡阶段。如果事物的质是由多对矛盾所规定的，那么就会发生这样一种情况——其中若干对矛盾已经得到了解决，因此旧质发生了变化，同时又有若干对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旧质又未完全起变化。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旧质与新质之间就会出现过渡的状态或过渡阶段。”毛泽东对从自然科学角度分析过渡问题很感兴趣，从“哲学是自然社会思维一般规律”的认识出发，鼓励于光远继续研究自然辩证法。

　　6月28日，《新中华报》详细报道年会情况，认为新哲学会两年来“工作有了很大开展，影响及于全国各地”。报道发表后，《新华日报》（8月1日）予以转载，《广西教育通讯》（第2卷第11期、第12期）予以摘编，推动年会在各根据地和全国进步文化界产生影响。

　　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年会系列报告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每星期开会一次，由会员宣读专门论文”，然后大家讨论。

　　7月1日、16日，艾思奇连续两次报告“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他认为，孙中山哲学思想“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其宇宙观具有进化论的成分，虽有辩证法因素但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认识“未能超出旧唯物主义之范围，而有很大缺陷”。在历史观上，孙中山“以唯心主义解释社会之发展”，其进步性在于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动性则表现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报告结束后，朱德讲述孙中山思想形成的历史环境，王明“提出研究孙中山思想应有的态度”。

　　7月23日，何思敬报告“黑格尔的大逻辑的绪言”，“讲到黑格尔哲学的唯物论，黑格尔哲学与新民主主义，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化问题，黑格尔的生平等等”。10月1日，何思敬继续报告这一专题，萧军、丁玲等参加。年会对黑格尔哲学的探讨，促使杨松将徐格洛夫著《黑格尔底哲学》一文译出，连载于《中国文化》第2卷第1期、第2期，以供延安理论界“参考”。

　　7月30日和8月13日、20日、27日，范文澜连续四次作“关于中国经学史”的报告。因内容丰富生动，第二次报告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到场。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因病没有听到”。该报告经过修改，以《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为题发表，毛泽东认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首先，该文阐述经学的概念、主要内容、阶段特征、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儒家各派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对流派纷繁的经学历史作出具有首创性的总结。其次，该文最重要的价值表现在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上，其第三部分概述近代以来经学各派的基本主张和内在矛盾，指出其错误在于“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不能改造中国，必然走入穷途末路。文章认为，“经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依封建主义而萌芽而发展而没落而死亡，既然中国封建社会趋于崩溃，它的上层建筑之一的经学，当然不能无根而生存”。再次，该文引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论述总结全文，明确指出，“五四”前资产阶级“新学”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史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各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有了极大的革命”。中共主张“用马列主义的尺度，估量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批判地采取优秀部分来丰富中国无产阶级的新文化”。该文的批判和分析，有力地反击了当时思想文化界复古反动的思想逆流，初步实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等人的错误思想开展系统批判的设想。

　　8月6日和12月10日、17日、24日，郭化若以“军事辩证法”为题连续作报告，报告大纲经过整理，形成《军事辩证法之一斑——用唯物论辩证法来看军事上几个重要问题》一文。该文依据毛泽东《论持久战》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理论框架，用唯物论辩证法对军事哲学问题“试作评判”，以“引起海内同胞对军事与哲学的研究”。文章从“战争的本质”写起，运用丰富的材料分析中国抗战实际，对关于战争和战法的诸多对立统一范畴予以剖析，包括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争发展的规律等。在关于战争的辩证唯物论部分，文章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指出，“战争是阶级社会历史的现象”，其兴衰起伏伴随阶级的发生、发展和消亡。人类社会战争形态发展演变的历史表明，“作战方法基本上是由生产方法决定的。因此战争基本上是依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在关于战法的辩证唯物论部分，该文对战略战术之差别性与同一性、战略之全局性与战术之局部性的关系、战略战术之斗争形式与军队之物质内容的关系、战斗中的多样矛盾及其利用、时间与空间、攻防之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互推移、由战略防御到战略反攻的斗争过程、在判断情况中辩证法方法的应用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辩证的分析。毛泽东读后指出，“用唯物辩证法来说明军事问题，大有文章可做”，对郭化若的研究予以支持。

　　10月15日，陈唯实报告“斯大林对于唯物辩证法的发展”，吸收众人意见后，以《斯大林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发展》为书名出版。该书认为，唯物辩证法随时代进步而发展，斯大林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将其由“三大法则”明确为“四大法则”，即在相互联系的法则、运动发展的法则、由量的渐变到质的突变的法则基础上，增加对立斗争的法则。这将辩证法的形式与内容提高到了新的阶段，使“辩证法底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得到了有机的统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斯大林“强调了改变世界的方法，教导我们依照着辩证法底规律来领导革命”，指引中共在革命实践中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该书通过解读斯大林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发展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论证了中共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实际的合理性，这对当时迫切需要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共而言意义重大。

　　10月29日、11月26日、12月3日，和培元连续报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后整理成《逻辑史鸟瞰》一文。该文认为，人类逻辑思想的发展史依次经过“原始的辩证法”“形式逻辑”“现代的唯物辩证法”三个阶段。逻辑史以社会发展为基础，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动力，折射社会史发展的阶段特征，积极影响社会发展进程。在阶级社会中，逻辑思想是阶级的产物和阶级斗争的思想武器。文章提出，要反对把逻辑看作超历史的唯心论和消极的机械论两种错误倾向。

　　此外，周扬在年会上报告“契尔那夫斯基的美学”，经修改整理成《唯物主义的美学——介绍车尔尼舍夫斯基的美学》一文。该文强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国革命中“普罗米修斯”的历史地位，详尽阐发其“美是生活”的美学命题，坚决反对观念论美学，认为艺术只是现实的一种“苍白的”再现，但“再现现实”不同于消极的“摹拟自然”，而是包含着作家用形象的方法对生活的“说明”与“批判”，艺术创作应服务于生活和生活的改造，唯此才能完成其“生活教科书”的使命。该文阐发的这一美学命题，强调美学改造现实的功能，为此后中国作家的创作指明了实践方向。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一书涵盖整个美学思想体系，“是从唯物论观点来创造综合的科学的美学的第一次辉煌的尝试”，体现了彻底唯物的本体论和深刻的辩证法，在很多方面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他认为“美的观念是依存于人类生活的经济条件，各个阶级因在社会生产中所占的地位不同，各有其不同的美的理想”，体现出“阶级美学的战斗的特色”，表明“人们实践活动的基本内容是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从而拓宽了艺术主题的活动空间，使其越出旧美学的限制，“并补充到了全部的生活和自然”。他还反复强调主题的思想性之重要，艺术家应在作品中展现并回应时代问题。

　　新哲学会会员在第一届年会上所作报告还有徐特立的“数学辩证法”、陈伯达的“中国近代哲学思潮”等。

　　这次年会“总结了过去工作的成绩，首先是普遍的提高了研究新哲学的兴趣，在延安各机关，前方各战斗部队，在全国各学术团体间都有很大的影响，至少在延安造成研究理论的空气”。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会议，展现了重视新哲学会群体及其研究的态度，鼓舞了理论工作者的工作热情。在持续半年之久的年会系列报告会上，新哲学会群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成果阐释哲学领域各个论题，为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命题的合理性提供了重要理论参考。这些报告产生的理论文本大多发表于延安《解放》《中国文化》《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高水平，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新哲学会群体将《解放》《中国文化》作为发表著述的重要园地，后者更是成为新哲学会的旗帜。他们还投稿给重庆《新华日报》《群众》《理论与实践》等报刊，扩大了新哲学会的理论阵线。

　　在亲历者回忆和报刊记载中，1941年6月以后新哲学会湮没无闻。当年8月27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党内不注重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现象提出批评，指出：“延安研究哲学是空洞的研究，不研究中国革命的内容与形式，不研究中国革命的本质与现象。”会议要求“彻底打破目前党内教学方法与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决定由张闻天等组成委员会，研究改造学习的办法，并起草有关的决定”。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氛围下，报纸杂志上发表的理论文章明显减少，学习理论的风气大为下降，理论界活动的重心也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向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革命实际。因此，笔者认为，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在准备整风的过程中，新哲学会逐渐中止活动，新哲学会群体的活动则“融入”全党整风运动之中。

　　三、历史价值

　　新哲学会的学习活动和研究成果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结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一）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

　　新哲学会群体编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共中央进驻陕北初期，可供参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很少，而且多为外文书籍。1939年2月，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制定第一期在职干部教育计划，将哲学纳入课程，作为主要学习内容之一。为满足干部学习对哲学教材的需要，新哲学会组织会员“分头着手编著各种哲学著作”，包括张仲实译《费尔巴哈论》、陈昌浩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艾思奇译《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王实味等译《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柯柏年和王实味编译《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吴亮平译《反杜林论》、艾思奇编《哲学选辑》《哲学讲座》、艾思奇和吴亮平著《科学历史观教程》、艾思奇论文集《理论与实践》、陈伯达论文集《真理的追求（续集）》，等等。这些著作“所明白揭露出来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特别是新民主主义新哲学的伟大的战斗运动上，都仍发挥着巨大的和积极的作用”。它们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从西方话语转化为带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本土话语，为理论学习提供了文本支持。

　　与此同时，新哲学会群体发表了一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一是阐述辩证唯物主义，如艾思奇《关于辩证法论理学认识论的一致性》《形式论理学和辩证法——并略评潘梓年先生的〈逻辑学与逻辑术〉》《正确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研究哲学的基本认识》、和培元《什么是有机联系》等。二是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如艾思奇《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王思华《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柯柏年《关于〈共产党宣言〉》、杨超《唯物史观》等。三是介绍哲学研究和学习方法，如艾思奇《关于研究哲学应注意的问题》《怎样研究辩证法唯物论》、徐特立《怎样学习哲学》、柯柏年《马克思的读书方法》、杨松《怎样教和学联共（布）党史？》、张仲实（署名实甫）《列宁如何研究马恩底著作》《斯大林底早年的哲学思想——读书札记》等。这些文章强调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革命实践相结合，全面、深刻地分析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阐明了其唯心论实质和严重危害。

　　新哲学会为陕甘宁边区、全国各抗日根据地学习新哲学提供了通俗实用的学习材料和切实有效的组织模式。新哲学会成立后即联系“绥德、庆环、二战区、晋冀察等处”，与之开展学术交流。各根据地希望延安哲学家到前线帮助和推动新哲学研究，更希望他们多编写通俗的哲学小丛书供前方军民学习。为此，张闻天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强调：“新哲学会今后应推动各地研究新哲学的活动，供给他们研究的材料，通俗化的读本，以提高全国的理论水平。”为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1940年10月，中宣部决定在水平较高的干部中推广研究会或研究小组的学习方式。1941年3月，《延安在职干部教育第三期计划》就如何成立包括哲学研究会在内的研究会作出详细规定。以新哲学会为发端，延安附近地区分别成立哲学研究会，各单位遍布哲学研究小组，由此形成了一个哲学研究的组织网络，推动新哲学在陕甘宁边区推广普及。在此基础上，新哲学会的活动辐射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推动晋察冀边区新哲学会成立，并为其开展研究活动提供方法借鉴。

　　新哲学会群体具有广泛代表性，注重与延安以外的进步文化界、哲学以外的其他学科展开学术交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1939年1月，在重庆成立的中国学术研究会致信新哲学会，希望新哲学会与其保持密切学术联系，并为其会刊《理论与现实》供稿。为了争取全国学术界团结抗战，新哲学会复信表示赞同中国学术研究会的宗旨，并与之定期互换资料。中国学术研究会实质上是新哲学会的分会，主要成员有潘梓年、博古、沈志远、艾寒松、胡绳、钱俊瑞、向林冰等，以《理论与现实》季刊作为言论阵地。胡绳主编的《读书月报》也经常刊发深刻的哲学著述，“不时用集体讨论的方式，来对新民主主义的哲学以及整个文化问题及现实问题作精深的探讨和发挥，而有着很好的工作表现”。新哲学会群体还十分重视将唯物辩证法运用在其他学科的研究中。如在历史研究方面，范文澜开始撰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这是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中国通史专著。又如高士其、艾思奇等参与发起陕甘宁边区国防科学社，新哲学成为“研究国防科学的理论与实施”的指导思想。

　　总之，新哲学会通过大量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著述、大力推广学习哲学的方式方法、广泛联系各地区各学科，成为延安、陕甘宁边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乃至国统区、沦陷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学术团体。

　　（二）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1938年4月，艾思奇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通俗化”转到“中国化现实化”的方向上来。同年10月，毛泽东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论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为新哲学会开展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赋予其鲜明的实践内涵。1940年7月，杨松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现有成绩和缺点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认为当时的任务是：改变思想文化理论战线的落后局面，并使理论总结和实践经验检讨“成为实际斗争的先导，配合着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以完成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

　　具体而言，艾思奇、张如心、张仲实、杨松、和培元等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方法论、理论原则、生成路径等问题，实际上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性与必要性。艾思奇对陈立夫“唯生论”、蒋介石“力行哲学”、阎锡山“中的哲学”，以及“叶青哲学”展开分析批判，剖析其产生背景、思想实质和理论悖论，揭示其反动本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的形成构建理论基础、营造舆论环境。郭化若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军事辩证法的论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军事问题。陈伯达、范文澜遵循毛泽东关于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总结中国历史遗产的主张，将运用历史唯物论研究中国历史视为“我们当仁不让的工作之一”，在研究古代哲学史、经学史时践行了“古为今用”的方针。周扬阐发的美学思想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引入唯物主义美学观提供了理论启发，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本思想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培元《论新哲学的特性与新哲学的中国化——为延安新哲学会三周年纪念作》一文实际上是对新哲学运动的基本总结，是考察新哲学运动的标志性成果。杨松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革命实践中建立将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中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他还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推动“中国各门学术马列主义科学化”。这其实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赋予了学科形态。新哲学会群体注重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著述中有意识地列举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并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阐述“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批驳中共历史上出现的教条主义错误，分析各种反马克思主义论调的思想实质。他们在把矛头集中指向教条主义的同时，注重阐释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论证和宣传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为清算土地革命以来的机会主义错误准备了条件。

　　毛泽东提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命题，新哲学会群体遵循这一号召进行理论阐释，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阐发的思想库。二者之间的理论互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的独特景观。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新哲学会的独特作用和历史价值是任何理论机构和理论家群体都无法比拟的。新哲学会群体从多个角度参与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升华出一种富有活力和底蕴的社会意识形态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

　　（三）推动形成毛泽东思想

　　新哲学会群体从总体上提出和论证了形成毛泽东哲学思想，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必要性。艾思奇指出，“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中心是对“一切以抗战的实践为依归，而绝对排斥学院式的空洞的争论”的辩证法唯物论的研究。杨松提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借鉴马克思恩格斯评判西欧哲学史和普列汉诺夫整理俄国哲学史的经验，“去研究和继承中国的哲学”，对中国古代哲学唯心主义的各派思想予以批判，对其中的辩证法唯物论因素加以发挥，在此基础上写成一部系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它的完成必将显著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清理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这一浩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思奇还通过对抗战以来几种重要哲学思想的系统梳理指出，抗战以来辩证唯物论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具体应用的问题”，“一切其他问题的研究，都是以这一问题的解决做中心的”。正如时人所言，1940年以来，“中国哲学界的第一个特征，因此就正是在努力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哲学，努力发挥辩证法的唯物论，并且使它中国化地表现”，而新哲学会“就担当了执行并且完成上面这个工作方向的基本任务”。在其努力下，新哲学几乎成为陕甘宁边区全体工作人员必须学习的理论武器，并逐渐“深入民间而成为一般民众的共同的世界观”。

　　新哲学会群体从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本问题。和培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的结合、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的结合，这是毛泽东同志指示给我们和示范给我们的方向”，循此前进，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发展。一方面，新哲学会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1939年上半年，新哲学会群体参与毛泽东成立的哲学小组，就《矛盾论》的修改完善展开讨论，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完善。1940年2月，艾思奇在《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深刻阐明唯物辩证法关于一般与特殊的原理，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推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下研究中国的特殊性问题，并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这些探索有助于毛泽东深化关于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研究。另一方面，新哲学会注意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为了改变“在我们的比较高级的哲学团体中讨论唯物史观的时候，迄今依然是‘言必称希腊’”的状况，新哲学会群体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做了许多工作。这是“对于中国自己的过去哲学史上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的发扬，以及对于中国的形而上学和唯心论思想的批判”。陈伯达的古代哲学系列报告和艾思奇、范文澜、陈伯达在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上所作报告，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这些探索有助于毛泽东深化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研究。

　　新哲学会群体通过书信往来、参加年会报告会、发表理论著作、私人会谈等多种方式与毛泽东进行理论交流。艾思奇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译介，郭化若关于军事辩证法的研究，陈伯达关于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范文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动力和规律的观点，周扬、吴玉章、何干之关于《新民主主义论》的意见，分别在哲学、历史、军事辩证法、新民主主义论等领域，为充实深化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和思想体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新哲学会群体的研究推动了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著作的形成，为其提出系统完备、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哲学会群体将毛泽东的思想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予以积极宣传阐释。尽管开始时角度不尽相同，但其论证方向渐趋一致，为中共领导人和理论工作者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提供了认识前提和论证基础。有学者指出：“新哲学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首个试验场和根据地，是‘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内部）胜利’的母胎，是毛泽东思想化中国的关键环节，是毛泽东走向智慧之神的第一步，也是最坚实的一步。”以新哲学会群体为代表的理论工作者的研究著述，推动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阐发和体系建构，成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上理论互动的重要体现。新哲学会群体分析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批判性汲取中国古代哲学精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精深研究，融革命经验、历史传统、哲学理论于一体，致力于阐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推动了“毛泽东思想”概念的提出。

　　四、结语

　　在发起哲学小组的基础上成立新哲学会，“既出于毛泽东的教育兴趣和职业志向，又为之开辟了新天地”，个中缘由在于：“宣传教育足以造就组织人事——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弘风训世，莫当于此，古代治术的智慧精华，被毛泽东恰到好处地发展了。”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新哲学研究会的发起，同样被赋予在意识形态领域革故鼎新的政治使命。由延安时期新哲学会所开创的“宣教先行”模式在新中国开枝散叶。

　　毋庸讳言，受主客观条件限制，新哲学会的研究存在局限性，见解深刻并契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著作不多，理论研究的“专门化”目标难以实现，存在公式化套用马克思主义话语的情况，对历史人物和史实的评价有时也有失公允。此外，新哲学会以相当精力开展的古代哲学讲座某种程度上脱离抗战建国实际，不利于工农出身的广大党员学习新哲学。该会的活动主要围绕少数理论工作者和高级干部展开，在吸纳工农大众学哲学、推动新哲学大众化方面缺乏有力措施和有效方法。

　　新哲学会是抗战初期中共组建的重要学术团体，担负着研究、宣传、普及新哲学，推动全党理论学习的重大使命。其发起和演变的历史脉络因应了中共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时代诉求，推动了干部教育事业的开展，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用巨大，对中共思想、理论、学术、文化建设影响深远。新哲学会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推动干部学习新哲学，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搭建了理论探索平台。某种角度上看，新哲学会的活动是在探索构建体系化的意识形态思想，其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绵延不断。

　　（原载《中共党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