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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所李细珠:从曾国藩与倭仁关系看晚清学术与政治互动的诸多面相

——“不愧第一流人”


2019年03月11日 08:37    来 源:北京日报     作者:近代史所李细珠

  曾国藩与倭仁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主于外,一立于朝,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洋务新政的首领,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因此,从曾国藩与倭仁比较考察,可以看到晚清学术与政治互动关系的诸多面相。

  早年相交于师友之间

  曾国藩与倭仁都是晚清著名的理学家,他们的交往与晚清理学大师唐鉴直接相关。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垿等一批理学名士,皆从其问学。就在此时,由于唐鉴的介绍,曾国藩得识倭仁,他在日记中写道:“(唐鉴)言近时河南倭艮峰仁前辈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坐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者皆记出。”此后曾国藩与倭仁订交,终生交谊介于师友之间。

  道光末年,曾国藩与倭仁同官京师,过从甚密。此时,他们的交往主要是相互切磋理学。他们共同崇信程朱理学。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则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曾国藩在与弟书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他们互相批阅日课册,共同切磋学问,均成为继唐鉴之后晚清理学复兴的重要人物。

  所谓晚年“绝交”说辨误

  同治九年(1870年),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颇遭物议。有人以为倭仁因此而“贻书绝交,中有‘执事媚献,朋辈之羞,即士林之耻’”。倭仁是否与曾国藩“绝交”了呢?这里有必要略作辨析。

  在办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秉承清廷与总理衙门的旨意,依从崇厚,将天津守令张光藻、刘杰送交刑部治罪,此举颇为朝中“清议”所非难。倭仁很熟悉曾国藩办理津案的内情,他也曾上疏抗议,“相国倭文端屡接曾公手书,深知津务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于冤狱,抗疏论之”。然而,人们忽视了倭仁奏疏中关键的一段话:“曾国藩为我朝重臣,始参守令系误听崇厚之言,后蒙举世清议,中心自疚不可为人,屡次函商总署,深自引咎,竟不推过于人,惟乞恩免解。我皇上之待大臣有礼,岂有因其一时误听人言而忍其终身之大耻,而使天下称冤,令曾国藩不可为人,即国家亦将耻不可为国也。”倭仁此疏说出了曾国藩不得已的苦衷,这与其说是为“矜全良吏”,更不如说是为曾国藩求情。在倭仁看来,朝廷“矜全良吏”正是为曾国藩求得天下人的理解。时人论曰:“文正公之调停津事,孤诣苦心,初尚不理人口,而文端昭雪之于前,津民感戴之于后。”可见,是倭仁为曾国藩“昭雪”鸣不平,而不是与曾国藩“绝交”。

  事实上,他们此后也并未“绝交”。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后进京晋见时,还专门拜访过倭仁。次年,倭仁去世后,曾国藩在唁函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惟念太保中堂名德硕望,讲求正学四十余年,存养省察未尝一息少懈。即历载日记,已为海内士大夫所同钦守之正轨,戒宗旨之稍偏。凡有志学道者,皆仰为山斗而奉为依归。至夫黼座论思,讲筵启沃,皆本致君尧舜之心,以成中兴缉熙之业,洵属功在社稷,泽及方来。”曾国藩在致友人私函中也称倭仁“不愧第一流人。其身后遗疏,辅翼本根,亦粹然儒者之言”。曾国藩还与老友吴廷栋谈及倭仁遗疏,“交口称之,谓倘非自撰,不能抒写其心中所欲言”,并为“昔年故交零落殆尽”而“黯然”神伤。此种暮年怀旧真情之流露,足证曾国藩与倭仁终生交谊至深。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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